从蔡邕《独断》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刘后滨，广东社会科学提要：从公文书形态和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是了解小国古代政治制度成长性变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文首先考证《独断》有关公文帖的记载，旨在纠止一些流行的误读。将奏事文书与对奏事文书进行批复的诏敕文书对照起來，冇利于了解当时政务中奏与批复的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汉代政治体制的变迁，论证《独断》所记载的公文书只是蔡邕所处时代的制度，而不能以之涵盖整个两汉时期的情形。［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2）04-0103-06中国古代帝国对政务的管理，很人程度上是一种依靠公文书运作进行的文书行政。公文书运作系统总体可分为上行文书和下行文书两条线索。臣民向官府和君主奏事以及下级官府向上级官府和朝廷奏事的文书，构成了上行文书；皇帝的命令文帖和各级官府下发的政令文书，构成了下行文书。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如臣民和各级官府向君主奏事文书中与“奏”有关的一类，在秦汉以后诸朝，就有曹奏、奏案、奏抄、奏状、奏疏、奏札、奏折等不同的名称。国家政务普遍的裁决程式是由各级官僚向皇帝中报有关事务，经皇帝批准后予以实施。其实，历史上各种不同名称的文书，都具冇各自的时代性，其背后都体现着不同的体制。人们一般只注重其名称和文体的变化，如明人吴纳《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注:吴纳《文章辩体•序说》，于北山校点；徐师曾《文体明辩•序说》，罗根泽校点。二书合印,香港太平书局1965年8月。）承《独断》和《文心雕龙》之说，皆列“奏疏”一口，统叙其文体之变。即使在今人的研究中，论及名称之变背示文书形态变化者很少，更鲜有从这种变化论及体制变迁者。而笔者目前的研究小，比较注重制度在随着形势变化中而发牝的成长性变革。这种口下而上的成长性制度变革，由于不是统治阶层有意识的制度改创，只是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发生着悄然的变化，故流传下來的记载相当缺乏。而从公文书形态和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正是了解这种成长性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文书在处理国家政务中的作用至秦汉时期己经十分显苦，出土的云梦秦简《内史朵》规定:“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由于文书行政的发达,到汉代已是“公府掾多不视事，但以文案为务”（注：《北堂书钞》卷68引《汉杂事》。）。所以刘勰《文书雕龙•章表》说：“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现存最早记载公文书形态的文本，是东汉末年蔡邕的《独断》。本文旨在结合汉代政治体制的变迁，论证《独断》所记载的汉代公文书只是蔡邕所处时代的制度。由于《独断》一帖流传不广，又未冇很好的整理木。其中冇些文句的理解，在笔者看来，一些已冇的相关论著中存在着严重的谋读。所以首先必须对《独断》有关公文书的表达进行考证。《独断》将皇帝的命令文书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敕四类（注：以下据影印《钦定四库全书》本。下文未特别注明者，皆准此。又四部从刊三编据明弘治刊本与此同策书。策者，简也。……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Z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Z,如诸侯Z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一尺木，两行，唯此为界者也。制书，帝者制度Z命也。其文口“制诏三公”，赦令、赎令Z属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F,土［颖作上］迁，书文亦如之。具征为九卿，若迁京师近官，则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无姓。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唯赦令、赎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印封，霜布下州郡。---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F1“告某官官（注：按：“告某官官”，《四库全书》本如此。來本《唐六典》卷九中书令Z职条引《独断》作“某官某官”，《太平御览》作“某官云云”。《丛书集成初编》木作“告某官某”，汪桂海将“某官”理解为官名，后一个“某”理解为某官之姓名。见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页。），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