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纵观土地问题决定中国古代政治走向在中国古代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浪潮中，土地问题总是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并在肯定程度上确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我整理了相关学问，快来学习学习吧!纵观土地问题确定中国古代政治走向地权与君权的一体化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史，土地全部权和君权很早就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诗经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诗背景虽是周代推行的分封制与井田制，但用来描述后世君主集权日益加强的皇帝时代也特别合适，因此成为被历代学者广泛称引的经典诗句。为君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需把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上的人民牢牢限制在手中，而这就须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推行来实现。西周建立后推行分封制与井田制，使得王权和土地起先真正结合在一起，周天子由此实现了由“诸侯之长”到“诸侯之君”的飞跃。后世更以郡县制加强君主对土地和人民的限制，促进了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可以说，中国古代地方行政体制与土地安排制度的发展史，也就是历代帝王强化自己土地全部权与支配权的历史。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往往伴随着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商末周初的政治变革在历史上影响甚巨，其以“授民授疆土”为核心的封建体制便是最重要的代表。面对空前宽阔的疆域，周人实行了适应形势须要的政治体制，实现了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史上的一次飞跃。周初重器大盂鼎铭文中记载了周康王封赐给一位名盂的贵族土地、人民的情形，就是这一制度的生动写照。作为配套制度而行的井田制在当时也举足轻重，被后人评价为“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春秋中期以后，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走向瓦解，新的土地关系与生产关系起先出现，由此引发了政治领域内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周天子权力衰微，列国内部权力下移，新兴势力起先夺取政权，中心集权体制起先确立，国家走向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便抓住了土地这一关键问题，在地方行政和土地安排两方面完成了新旧制度的更替。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以皇帝为主导的中心集权体制日益巩固，土地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由此可见，政治体制与土地制度在本质上亲密关联，二者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土地问题诱发政治变革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可以获得具有肯定规律性的相识：政权更迭往往以土地问题为诱因，而几次比较重要的地方行政体制、土地安排与赋税制度改革都发生在政权更迭或统治者面临严峻政治危机的时候。西汉中期以后，聚敛了大量土地与财宝的地方豪强严峻危及了中心的统治。对此，大儒董仲舒曾建议通过“限民名田”来抑制土地兼并，但未被接受。哀帝时由师丹等人提出的限田限奴方案也因为外戚、宠臣的阻挠而流产。西汉政府对土地兼并反应迟缓，在肯定程度上为王莽夺权埋下了伏笔。自此以后，严峻依靠地方豪强的中心政权无心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最终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持续达数百年的门阀政治。中心对所辖区域内土地与行政权力的限制越来越弱，反过来又促使中心政权实行改革措施，对土地关系、地方行政运行机制进行调整与整顿。于是，在隋唐北宋时期，中国历史上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与土地变革。隋朝建立并统一后，将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田制。这些本应在打击豪强大族势力、加强中心对地方限制方面效果显著的措施，在当时的状况下却稍嫌操之过急，根基未稳的隋王朝也快速覆亡。随后崛起的李唐政权持续了隋朝时期的改革，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开创了中国政区沿革史上道和府的建制，又设羁縻州加强对边疆的管理，在土地安排方面持续并完善了已经推行两百多年的均田制。唐代对土地行政权力和安排制度的变革取得了巨大胜利，也把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与文化推动到更高的水平。但自天宝之后，中心政权失去了对地方行政的主导权，出现了藩镇割据、边疆不守的局面，以此为依托的均田制度也随之走向消亡，继之而起的两税法由于没有国家对土地的肯定限制这一基础，因此并不能挽回唐王朝的发展颓势。此后，北宋政权在国家基本统一后所进行的改革仍旧是以土地的限制与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