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大学“官本位”之我见五篇范文》第一篇：改良大学“官本位”之我见改良大学“官本位”之我见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事件”凸现了高校体制严重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所谓“行政化、官僚化”就是如张鸣所言，指行政权力全面掌控高校的资源配置，将其触角延伸到高校的教学、研究、管理等一切领域，一切环节，成为主宰高校发展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力量。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是原计划经济体制和90年代后进入高校的商品化、金钱化互相结合的产物。中外任何高校都需设有行政管理部门，但是它的主要职能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而不是相反。5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教育以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根据地教育建制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高校体制为基础，对建国前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深刻的革命改造，在长达三十年的时期内，高校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各类专业干部和改造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因而高校的行政部门不单纯是为教学研究等服务，而主要是统领大学一切事务的领导机关。在人们的记忆中，高校或教育，原先是作为一条“战线”而存在的，即如“工业战线”、“财贸战线”、“文艺战线”、“医疗卫生战线”、“体育战线”等一样，都是具有高度行政性的集中统一的性质的。改革开放以来，和工农业或其它行业、领域相比，高校对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改革是相对滞后的。如今在高校体制内的人都知道，现在的高校颇类似于改革前的大型国有企业，其基本结构就是充分“官本位”，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全国大学已分为“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等。与此相联系，高校中校级以下的行政管理干部，院、系、所的院长、主任、所长；校和院、系两级的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的组成人员都是由校或院、系行政部门任命。高校教师的岗位设定、薪资、提职，工作考核等等也无不与“项目”或“量化”挂钩，从而使高校出现了实利化、官场化的浓厚氛围，严重扭曲了大学作为知识传授地和新思想发源地的属性。中国大学的“官本位”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总体上讲，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在“文革”前的60年代，虽然大学管理是高度行政化的，基本是老干部在大学担任领导工作，但那时是“单一计划经济下的政治挂帅模式”，在“大老粗光荣”的大环境下，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是重点被教育的对象，就是书记和校长都可能瞬间倒台，大家都要“夹着尾巴做人”，所以“官本位”的气氛还不算浓厚。各种历史记述都反映，当时的各大学领导，虽然也奉命抓“阶级斗争”，但多数人还是谦谦君子，很少“官气”。1968年后的“工宣队军代表模式”又可称“丘八管秀才模式”，知识分子已被整体视为“臭老九”，军代表、工宣队极左、粗暴有之（他们中间也有不少好人），但因工作调动频繁，人事关系大多都在原单位，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官本位”。xx年代后，改变了从前那种老干部担任大学领导的传统，在大学里提拔了一些专家学者担任领导工作，他们从“臭老九”一个筋斗翻成大学校长，无不心怀感激，奋发工作，一时间大学校园里锐意进取蔚然成风，其间还出现了像刘道玉、江平、杨叔子那样杰出的教育改革家。以后就是在市场化、科层化的环境下，大学行政权力急速扩张的时期，突然冒出来无数的处、委、办、科，还有公司等等，满眼见到的都是官。过度行政化、官僚化的后果，一则造成大学除了听命于政府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外，基本不受校内教职工和社会的监督；二则导致越演越烈的“官”与“学”两栖现象，吸引一批批大学教师往仕途上奔，一些人一旦获官，出为教授，入为官员，最充分地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使得校园生态出现了“唯官是举”的新氛围。在教育主管部门的“量化”和“项目至上”的指挥棒下，如今的大学校园中，权、钱之帜高张，高校的生态环境已结构化或板块化了，整体改变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各校命运如何，全看各校的主管领导在处理行政权力和学术关系上的智慧和态度。应该说，国内大学特别是在江浙沪穗一带的高校，还是有一些优秀的书记和校长的，就是在院系一级的“头头”中，也有不少人仍在坚守学术理想，不受“官僚化”，“金钱化”的“污染”，在做学问、做事方面都很认真，说来他们还是学者。考之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