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外宣翻译的读者接受度研究摘要：基于翻译学中的读者研究，阐释读者关照的外宣翻译理念；同时，以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官方英译为例，结合翻译语篇所体现的政治分寸、文化差异、逻辑层次、行文节奏，分析其面向译文读者的翻译特点，望为外宣翻译工作提供些许借鉴。关键词：外宣翻译；政府工作报告；读者接受度中图分类号：G1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W02-2589(2015)09-0135-03引言外宣翻译指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从汉语翻译成外文，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国际会议，对外发表和传播［1］。此类文本多具有通俗性，且面向普通外籍人士。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宣翻译已成为让世界认识中国，使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途径。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汉语资料被翻译成英文，在世界范内广泛流传。然而，我国的外宣翻译一直面临着重“宣”轻“外”的窘境，缺乏读者研究，对外宣传效果不尽如人意。在2013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提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的指导要求。作为重要的政治文献，政府工作报告的译文能否被外国读者接受直接关系到的中国的国际形象。本文以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及新华网授权发布的官方英文译本为语料，从翻译学宏观理论及汉英双语微观对比的视角研究如何提升外宣翻译的读者接受度。一、翻译学中的读者研究20世纪中期以前，翻译学理论的研究重点多集中于文本研究及译者的经验与素质。60年代末，尤金.奈迗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TheTheoryandPracticeofTranslation)一书中正式提出“动态对等”理论，即“译文读者对译入语的反应程度大体上与原语读者一样”[3]。该理论强调衡量翻译质量的标准在于对等的读者反映，而非对等的语言形式，成为翻译学史上的一大里程碑。随后，国内学者范仲英提出的“读者感受论”、许渊冲先生的“三之论”等也都以读者反映作为翻译评价标准，与“动态对等”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随后，纽马克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将原文文本分为表达功能(expressive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fun-ction)、呼唤功能(evocativefunction)三类，译者应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才能较好服务于读者。其中，表达功能文本旨在传达情感，呼唤功能文本亦具有号召性和渲染力，翻译时都不能忽略其特有的语言结构、形式和内容同样重要；信息性文本则以有效传达文本内容为目标，译者应站在译入者的文化背景和理解角度下，为译文接受者在获取信息时消除障碍［4］。80年代后，认知语言学家斯佩尔和威尔逊创立了“关联理论(RelevanceTheory)”，认为人的认知以“最大关联(maximalrelevance)为准则，即用最小的处理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而语言交际则以“最佳关联(optimalrelevance)”为取向，即用有效的处理努力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5］。因此，译者应为译文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语境知识，并让译文读者尽可能少地付出推理努力达到预期的理解。读者反映决定了外宣翻译工作的成败。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外宣文本普遍在于描述客观事实，属于典型的信息类文本，其翻译策略应不同于注重文体和创造性的文学翻译。因此，为体现原文的信息功能，翻译时应以读者为中心，以交际为目的，在原语与译文间寻求动态对等。译者须掌握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差异，建立两者的最佳关联，准确、简明、流畅地向译文读者传递信息。二、外宣翻译中的读者关照2004年，时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的黄友义在长期相关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1]。中国政府每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是由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汇报过去一年政府工作进展及部署来年工作安排的政府公文，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方面内容，是对中国一年来的国情国策及重大事件的全面梳理。其来源和内容无疑是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并能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因此，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便成为其翻译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