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变革的隐痛——论张炜早期小说内容提要张炜在《古船》之前的早期创作明显带有80年代启蒙话语的思想痕迹，这表现在对现代知识、个性价值等的崇扬上，但这些作品同时也揭示了在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社会所产生的一些新问题。这些在当年被农村改革的辉煌成就所掩盖的深层问题如今已暴露无遗，正阻碍着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发现和揭露是张炜早期创作的独特贡献。张炜是对当代社会现实有独特思考的作家，他的强烈的道德关怀精神以及由此出发的对现实的质疑和批判常常引来众多的争议。从1993年以后，张炜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变得更加尖锐触目，他对剧烈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忧虑充斥于这一时期他的所有文字中。《九月寓言》及其后一系列作品当中按捺不住的忧愤，对工业文明的疑虑，对道德理想的高调宣扬，使原本显得低调沉默的张炜一跃成为知识界、文化界的焦点人物。对张炜的这一“转变”，批评界看法不一。誉之者称其对精神理想的坚守浸透着深厚的人文关怀，毁之者则认为张炜的“道德重建”的激情以及他对当下现实的质疑和批判，在根本上是“反现代性”的，是站在“守旧”、“没落”的农业文化立场上对现代文明发展的“诅咒”，有着民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精神影子[1]。在这些批评者看来，张炜的“反现代性”立场不仅决定了他对现实的批判是虚弱无力的，而且也是对80年代的启蒙主义精神的背叛。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显然有不同的思想出发点，与批评者各自对当下现实的感受、认识的差异不无关系，简单地判定双方的对错没什么意义，而那种把张炜的创作与某种既有的概念和思想体系强扭在一起的批评方式也是缺乏生产性的，除了强化某些固有知识之外，并不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现实。鉴于此，我将避开引起众多争议的张炜90年代后的所谓“转向”，而将目光转向其早期创作，即《古船》以前的那批小说。在我看来，这些早期作品对于理解张炜在《九月寓言》后的发展变化极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张炜创作的一些基本思想都已包含在这批作品当中了。不无遗憾的是，张炜的早期作品(特别是《秋天的愤怒》之前的作品)似乎遭到了评论界的普遍漠视，甚至还不乏苛评。一种比较严厉的批评认为张炜的早期作品没能“写出真实的、血淋淋的农村生活来”，反而在唱着“美、幸福、快乐”的颂歌，这证明他是受了“文革”遗风的影响，大脑和心灵都被一种“虚的观念”所左右了[2]。这个批评恐怕是过于严厉了。农村生活有诸多面相，未必只有“血淋淋”才是农村生活中的“真实”，揭示农村生活诸多面相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才是更关键的。事实上，在张炜的这批作品中，即便是对“美、幸福、快乐”的赞颂，也包含有一些独特的声音。忽视其存在难免会导致片面的误解。对张炜早期作品的另一种有影响的解读是把它们归入到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当中，强调其中所透示的“个性”、“自由”、“知识”等主题。这种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仍不免流于片面，没有充分注意到张炜早期创作的异质性。在启蒙话语覆盖一切的80年代，张炜创作中有一些时代主题的回声，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但他又是一个目光敏锐、精神强大的作家，这种独具的素质和禀赋使其作品常常能触及一些被当时的人们所忽略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已充分暴露出来，---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此时再回顾张炜的这批作品，令人不禁要感叹文学确乎有知微察渐、睹先机于未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种超越时代的前瞻性正是张炜早期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一70年代末的农村题材小说基本上延续了“伤痕文学”的思路，着重于揭露“文革”期间极左路线给农村带来的深重灾难，农民不仅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陷入极度贫困，连追求爱情这样的基本人权也遭到剥夺，人性被摧残、扭曲，家庭失去了和睦，一些基层干部横行乡里，为所欲为，贫苦无告的农民只能仰其鼻息，惟求自保。这样的社会实在已恶化到极点。这就是包括《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李顺大造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一批获奖作品所描绘的一幅阴暗悲惨的农村社会画卷。1978年，安徽省率先在全省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