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前沿扫描20世纪50年代初，当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进行规划、建设时，曾有历史学权威对其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表示怀疑。的确，当时所理解的现代文学，一则时间短，从1917年文学革命发难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只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与三千多年的古代文学竟有百倍之差；二则那段历史刚刚过去，缺少历史学科所需的时光淘洗。但是，因为现代文学特殊的历史地位──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文学转型，承担了现代精神建构的文化重任，参与并见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所以，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努力，如今，现代文学史不仅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当之无愧，而且不断给整个人文学科提供新鲜的话题。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历史时段的理解向前后延伸。“20世纪文学”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打通了过去壁垒森严的近、现、当代的界限。书名标明20世纪的中国文学通史、文体史、地区文学史著作如雨后春笋。与此相应，许多高等院校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合为一个教研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辟“近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栏目，倡导扩大学术视野。2002年10月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八届年会，以“四十年代与‘十七年’（1949-1966）文学”为题，探讨现当代文学的转型与发展、差异与联系。会上揭晓的首届王瑶学术奖，九项获奖成果中就有两项属于“打通”之作：刘纳的专著《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洪子诚的论文《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2003年3月评出的唐青年文学研究奖，获一等奖的四篇论文中，也有王枫的《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其视野上溯至晚清。现代文学研究不单单是跨越既有畛域，涉足近代与当代，更为可喜的是无论研究哪一时段的文学现象，都表现出贯通的历史意识。二是对“现代”指认的范畴有所扩大。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现代文学即等于新文学，而同一时段的旧体诗词则被排除在外，只有特殊场合，譬如鲁迅的《自题小像》才作为崇高人格的例证被引用，而并非作为一种文体予以肯定。通俗小说堪称难兄难弟，要么视若不见，要么作为旧文学的沉渣泛起而大加挞伐，就连与时俱进、并且拥有广大读者的张恨水也未能幸免。其实，新与旧之间的关系，不只有对峙、冲突、阻遏的一面，也有竞争、互渗、互动的另一面。近年来，尽管仍有学者坚持绝对排斥的立场，但将旧体诗词与通俗小说视为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已经趋于成为现代文学界的共识。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开始尝试将旧体诗词纳入视野，多种文学史著作列出专章，梳理通俗小说与新文学小说交织并行与互渗、互动的历史关系，阐释前者或隐或显的现代性因素。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更是以丰赡的史料与多重视角描绘出通俗文学全景图，为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拓展了视野。随着历史主义精神的确立，关于保守派的认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学衡派，不再单纯地视为新文学的对立面，予以全盘否定，而是注意到其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价值，将其看作现代文学建设的共同参与者。整理国故也得到重新评价，被认为是民族文化顽强生命力的内在要求，是文化转型过程中对外来影响与民族传统关系的自行调整。三是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现代文学发展中外部的文化关联与内涵的文化因子，经多重文化视角的观照，得到颇为开阔而深刻的揭示。制度文化方面，---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有关于三四十年代政治审查制度的研究，也有关于“十七年”审查内在化──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绿皮书”出版前作家对旧作的修改──的研究；传媒文化方面，有商务印书馆、泰东图书局、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有《申报》及其《自由谈》副刊、《大公报》文学副刊、《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论语》等报刊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地域文化方面，仅湖南教育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就包括吴越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上海城市文化、东北黑土地文化等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教育方面，有清华、西南联大、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等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