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说唱文学在欧洲地区的翻译与研究苗怀明摘要：中国说唱文学在欧洲各国公私藏书机构有比较丰富的收藏，相关翻译和研究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随着时光的推移，欧洲汉学界对中国说唱文学有一个从浅到深的認识过程，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变文、评书、相声、弹词等方面。与日本、北美等国家和地区相比，欧洲汉学界对中国说唱文学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呈零散分布的状态，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关键词：中国说唱文学;欧洲;翻译;研究：I206文献标识码：A：1003-1332（2020）05-0036-11中国说唱文学自传入欧洲之日起，相关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因早年传入欧洲的多为广东、福建等南方地区的曲种比如木鱼书、歌册等，而且所见有限，因而人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这些南方曲种上。总的来说，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欧洲对中国说唱文学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这表现在只有极少数作品如《花笺记》被翻译出版，大量的文献尘封在各类藏书机构中，少人问津。尽管可以举出歌德喜欢中国俗文学这样的佳话，但实际情况是，这一时期欧洲的汉学界对中国说唱文学关注者甚少，成果自然是更少，即便是著文谈及，也不过是浮光掠影式的观照而已。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随着欧洲学者对汉学的关注，中国说唱文学也得到了较多的重视，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当然，这种重视也是相对而言的，即便是在当下，欧洲汉学界对中国说唱文学的关注也远不能与对中国诗文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关注相比，这是一个较为冷僻的学术领域，这是要说明的。一先说翻译情况。将中国说唱文学作品译介给西方读者，这也是欧洲汉学家的一项重要工作。不过总的来看，欧洲各国翻译的中国说唱文学作品不多，且主要集中在南方曲种如木鱼书上，其中以《花笺记》的翻译较为引人注目。《花笺记》是木鱼书的代表作品，在中国南方各地特别是广东地区有着较为广泛的流传，因而也容易受到海外的关注，成为最早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说唱文---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学作品之一，也是在国外产生较大影响的中国说唱文学作品之一。仅仅是在十九世纪，《花笺记》就至少已经有了四个语种的六个译本，其中包括如下一些：汤姆斯（PeterPerringThoms，1814—1851）翻译的英文全译本（1824年）、库尔兹翻译的德文节译本（1836年）、施古德翻译的荷兰文译本（1865年）、湛约翰翻译的英文节译本（1867年）、包腊（SirJohnBowring或译作包令）翻译的英文译本（1868年）、罗尼翻译的法文节译本（1877年）[1]719-720。在当时能有如此多译本的中国文学作品仅此一家。其中汤姆斯的英译本采用无韵诗体，书名为《中国的求婚故事》（ChineseCourtship），东印度公司1924年在澳门刊印。该书正文用英汉对照方式编排，每页上半部分从左到右竖排中文原文，下半部分从左到右横排英译文。卷首有序言[2]，译文之外，还有近五十条注释。该书的参考文献收录31则中国仕女简介及相关诗歌，其中30则源于《百美新咏》，1则出自《后汉书皇后纪》[3]。这个译本出版之后西方汉学界褒贬不一，引起比较大的争议，却引起德国文学家歌德（JohannWolfgangvonGoethe，1749—1832）的极大兴趣，他从该书参考文献中选出4首诗歌进行重译改写，以《中国作品》为题发表。他还由此产生创作冲动，写下著名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在《歌德谈话录》一书中，歌德与爱克曼所谈的那部“中国传奇”当也是《花笺记》，这可以说是中德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4]。包令为第四任香港总督，其译本书名为《花笺，一部中文小说》，采用散文体，并加了三百多条注释。该书出版后，在西方产生较大影响[5]。进入二十世纪，随着研究者的较多关注，有关中国说唱文学的译本逐渐增多，其中有如下一些：英国汉学家魏礼（ArthurWaley1899—1966）的《敦煌的民谣与故事选集》[6]。该书根据中国出版的《敦煌变文集》，将其中的《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破魔变文》《目连救母变文》等24篇作品翻译成英文，多为非佛教题材作品[7]。德国汉学家库恩（FranzW·Kuhn，1884—1961）的德译本《玉蜻蜓》[8]。该书将弹词《玉蜻蜓》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