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发展论之一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原动力及制导机制五四新文学运动用西方文艺理论的“文学”概念将传统的各种文体进行新的分类，其好处是把传统文论不肯承认其合法地位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体接纳进文学殿堂，阐发了各种文体的共性即文学性，而它的不足则是忽略古代文体的个性。忽略文体的个性，必然会导致对各种文体源流的误解，造成用现代“文学”概念来规范古代文体的削足适履的结果。要求不同文体执行一律的文学职能，就等于取消文体的多样性，最终导致文学的单调和凋零。然而传统文论虽然注意区类文体，却一般停留在题材和作风的层面，鲜能深入到文体的内部机制。文体种类由简入繁、由少增多，是由社会生活的发展，人类精神的发展和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所决定的。除原动力之外，一种文体的发展必定存在着制导其发展的内部因素。不同的文体，其制导因素也不相同。本文即试图分析小说的原动力以及制约小说文体发展的诸因素，以探寻小说不同于其他文体的本质之所在，探寻中国小说何以有如此形态的发展历史。一小说的产生，远远在诗歌和散文之后。如果说因情感抒发的需要而创造了诗，治政宣教的需要而创造了文，那么娱乐消遣的需要则创造了小说。讲故事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口头故事和书面故事尽管只有一纸之隔，在那漫长的岁月中，文人并非没有听过和没有讲过故事，但他们没有用文字将口头故事变成书面故事，这是因为存在着观念的障碍。传统观念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用文字记录娱乐性故事，岂不是对经国大业的亵渎?诚然，唐代以前也有一些文字记录了口传故事，但它们决不是为娱乐而记录。所以，传统目录学把“小说家”或者附属在子部，或附属在史部，意谓或有益于洁身理家，或聊补史著之不足。有论者把中国小说的发轫提前到汉代，甚至更早，正是忽视了小说的原动力问题。原动力并不是抽象的存在，它在文本中有深刻的烙印。以娱乐为宗旨(不排斥含有教化和认识的因素)的小说，一是驰骋想象、恣意虚构，二是文笔铺张、篇幅较长。唐前的“小说家”则是坚持实录、排斥虚构，文字简古、篇幅短小。试举同一题材，看一看唐前“小说家”如何写，唐传奇如何写，就不难辨别二者的差异。不能否认，唐前的“小说家”，杂事也好，志怪也好，都程度不同的含有文学的因素，从叙事传统来说，它们孕育了小说，或者可以说是“古小说”、“前小说”。从“古小说”“前小说”转化为唐传奇，推动其转化的力量就是娱乐。这里所指的娱乐，是以文字为媒体的娱乐。文人之娱乐消遣自不从唐代始，但只是到唐代，文人才敢于拿文字作为游戏消遣之具。文人敢于游戏笔墨，与唐代的精神文化直接相关。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思想多元的时代，以往的主流意识儒家思想已衰微不振，儒家文道观也失去了主宰文坛的力量。唐代文人用文字消遣已没有什么顾忌。唐传奇大多是士大夫贵族“沙龙”闲谈的产物。韦绚说他的《刘宾客嘉话录》就是刘禹锡客厅上闲聊内容的记录，《长恨歌传》得之于游宴，而《任氏---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传》、李公佐的《古〈岳渎经〉》闻之于旅途，其他如《李娃传》、《王知古》、《莺莺传》、《冯燕传》等等，也都有得之于闲谈的记载。曾有一说认为传奇小说可作行卷，以博取功名之用，有证据证明，传奇小说因其虚妄，作为纳卷呈献礼部，反而坏了科举。可见纳卷、行卷的内容必须有关“经济”(经时济世)，是明道的文字，决非游戏笔墨如传奇小说之类。白话小说由口头文字“说话”转变而成，其娱乐的宗旨比传奇小说更为显明。“说话”是宋代勾栏瓦肆的娱乐项目，它是一种伎艺，它从口头到书面，除了造纸业和印刷业为转化的条件之外，并不存在观念的梗阻，娱乐宗旨一以贯之。南宋初话本小说的文字大概不具可以进呈御览的水平，现存的宋元话本都已经后人修饰润色，然而情节和语言还是相当稚拙粗糙，至少可以证明话本小说是为娱乐而作的观点为社会共识。二娱乐是小说的原动力，但小说的发展却不单一受动于娱乐，单一娱乐的作品也许可以活跃一时，却没有长久的生命力。只有那些既有娱乐性而又寄寓着理性内容的早期话本，如《错斩崔宁》、《碾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