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学应进一步弘扬实证研究3.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呼唤实证研究但现实的中国图书馆学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思辨研究和规范性范式占据绝对优势。如果以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为考察对象，长期呈现的是丰富与单一共存的尴尬局面。丰富指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理论研究状况。文献调查显示，我国图书馆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开始重视方法论研究，二十多年来研究持续红火，不仅在宏观上形成了以“三层次说”（哲学方法、一般性方法、专门方法）为主的比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而且还归纳出了种类繁多的具体研究方法，多年前就有人作过统计分析，认为图书馆学使用价值较大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已有20多种。单一是指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实际运用的研究方法却相对单一，绝大多数都是依据文本的思辨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分析统计都表明，采用实证调查方法的论文在我国图书馆学论文总数中长期徘徊在10%左右。近几年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善，但实证研究仍在边缘的处境徘徊，没能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与此相对应，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也长期以来一直偏重宏观的、抽象的理论研究。20世纪90年代前，世界图书馆界的研究重点“首先是信息存储和检索”，但“在我国图书情报界，关于图书馆学情报学原理的研究居第一位”。最近的调查也表明，宏观层面的图书馆事业研究仍高居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前列。即使是一引起本应实践性很强的研究内容，我国图书馆学也会扭曲为抽象的思辨研究，与国际图情界通行的研究南辕北辙，如历史上《中图法》研究长期纠缠所谓的“三性原则”，现如今引起非大陆图书馆学家迷惑的“自己人研究自己人”的图书馆员研究。同样，尽管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层出不穷，但仔细分析，无论是人文层面的图书馆精神、图书馆职业道德、图书馆制度，还是比较偏重技术的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乃至最新的图书馆2.0研究，---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其实都属规范性研究，即都是依据某种理论、观念或技术着力于理想图书馆的塑造。不可否认，这有客观因素。面对信息技术的冲击、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影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图书馆学以理想图书馆塑造为重点，“从被动的诠释型向能动的创新型的转变”，以期对现实的图书馆变革有所指导，是顺应时代要求的选择。但是，我国图书馆学规范性研究先天的不足，使这一顺应时代的选择对图书馆实践本应有的指导意义被大大地削弱。由于图书馆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是弱势学科，而图书馆嬗变的动力又主要来自外部，加之中国图书馆事业在世界图书馆业中的相对落后的地位，所以我国研究者在塑造心目中理想图书馆时，很难找到已有的专业理论和现实依据，主要依靠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营养、技术方法和借鉴图书馆事业较先进国家已有的经验，从而必然的会与我国图书馆现实，尤其是基层图书馆实际产生相当的差距和隔阂。问题的严重还在于，当这种研究模式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时，也就意味着支撑当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的基础是非图书馆领域的理论和非我国图书馆的现实。这也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与我国图书馆实践渐行渐远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图书馆学建立在独特的图书馆现实的基础之上。我国图书馆业是十分复杂的体系，首先指我国图书馆业极其不平衡的状况：在不少地区图书馆尚是空白和简陋甚至原始的大量传统图书馆的基础上，耸立着不少可以与最先进国家图书馆相媲美的图书馆；其次指表层的直接受制于信息技术发展的资源、服务等方面出现的文本与数字共存、传统与虚拟齐飞的局面；第三指深层的管理模式、运作机制等领域，在以往依靠行政隶属维系的体制基本不变的同时，正出现越来越多的通过各种业务合作形成的新的组织模式。最后指抽象的观念层面，与物质层面的不平衡相适应，我国图书馆理论有引进的数字时代的最新理念，但也广泛存在的基于文本的传统观念，甚至还夹杂着一些藏书楼的思想。上述状况有些是世界图书馆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但也有不少是我国独有的状况。它们相互交叉组合，使我国图书馆业呈现多样化的复合构成：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