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发展研究杨路明施礼摘要：近年来，合作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领域。数字经济产业聚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正在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根据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的界定，运用空间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围绕“一带一路”沿线67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所构成的8个区域，以各区域的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口额和高科技出口额作为数字经济产业观测变量，从区域不平衡状况、区域空间相关性和局部分布特征三个维度，应用泰尔指数法和空间相关性检验分析沿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程度以及总体和局部区域的聚集特征。结果显示，沿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长期极不平衡，且总体处于低聚集状态，而局部不同区域间的聚集程度差异较大。通过格兰杰检验和相关性分析进一步发现，沿线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程度的变化与沿线区域经济密度、区域人均GDP的增长之间存在“引致变化”关系，虽然这种变化关系总体呈正相关，但局部不同区域的相关性差异较大，表明“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目前已呈现出聚集发展趋势，但由于总体聚集程度较低，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不足。运用经典的OLS模型和空间SAR、SEM模型，对沿线各区域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计量分析发现，网络外部性对沿线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的影响并不显著，“本地市场效应”外部性仅对沿线信息通信产业聚集影响显著，而制约“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呈显著负效应的马歇尔外部性、雅各布斯外部性和自然禀赋外部性。“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应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建设跨区域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区，构建高科技产业生态圈，提升国民“数字素养”。我国在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势下，应重视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对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国际大循环带来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发挥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把区域数字经济产业的不平衡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让“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方共同获利。关键词：“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经济增长；外部性：F279.33文献标识码：A：1007-8266（2021）03-0054-14基金项目：2019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推动云南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政法ZB201903）一、引言当前，数字经济产业已经成为引领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影响国际竞争格局的核心力量。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基于开放共享理念的“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重要倡议后，中国与沿线各区域，以及各区域和国家之间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面的合作得到持续加强和升华。在东南亚，以马来西亚、菲律宾为代表的东盟国家正成为全球电子商务发展最快的地区，而东南亚市场也是目前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合作的重点区域；以哈萨克斯坦为代表的中亚各国正在全力推动本地区经济的数字化发展，虽然中亚地区的数字经济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中国与中亚地区各国在5G、“互联网+”、工业物联网等领域仍具有较大合作潜力，相关方都期望从数字经济产业合作中不断获益；中东欧地区各国在数字经济产业方面有各自的优势和专业领域，随着与保加利亚等中东欧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多边合作框架及“16+1”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中国与中东欧在数字经济产业的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进展。此外，沿线各区域的印度、阿联酋、以色列、波兰等主要国家都在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和发展电子商务的同时，积极与其他区域和国家开展数字经济产业领域的合作。数字经济产业已成为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1]。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信息：近年来，“一带一路”的国别合作度不断上升，各国在数字经济产业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突破，特别是在数据信息服务、互联网业务和国际通信业务领域相互间合作水平稳步提升[2]。然而，沿线各国发展数字经济产业的“就绪度”存在较大差异[3]，各区域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并不平衡。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引起产业聚集，能够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竞争优势、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带来机遇。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