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主义：不彻底的旅程——以汪曾祺为例汪曾祺已经告诉我们，早年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很喜欢弗吉尼亚·吴尔芙，包括安德列·纪德、阿左林等现代派小说家，当然还有契诃夫。而他写了两遍的《复仇》就手法而言，无疑是意识流的手法。但他也老实说了，他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尝试意识流的小说家，“在我以前，废名、林徽音都曾用过意识流方法写小说。”[1]有意思的是他对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却完全是另一种态度，说“那是我读过的最难读的小说”。[2]或许，从这里我们可以说，对意识流，汪曾祺其实是有自己不同的理解的。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汪曾祺所阅读的吴尔芙等人的作品也并非原版，而是翻译的。[3]四十年代究竟翻译了哪些吴尔芙的作品?一时尚无从查考。但似乎那时并没有广泛地讨论作为现代派之一种的意识流。我们也不清楚汪曾祺那时有没有读到吴尔芙那篇著名的《论现代小说》。从《复仇》、《小学校的钟声》等作品，我们知道，他很熟悉意识流这样一种新的小说方法，而对这个方法背后的观念，更准确地说，对吴尔芙之所以选择意识流这一方法，并对乔伊斯推崇备至的原因和理由是否了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吴尔芙在《论现代小说》中说到：“对于现代人来说，‘那个’——兴趣之处——很可能就在心理学的那块晦暗之地。由此，侧重点立即就有所改变了，重点放到了在此之前一直被忽略的某些对象上；一种不同形式的轮廓——对于我们是难以掌握，对于我们的前辈是无法理解——也变得很有必要了。..如果诚实地审视人生，所感觉到的只是生活在连续不断地提出问题(这种连续地提问，在故事于一种使我们充满了深深的，最后可能是恨恨的绝望之意的毫无希望的问话中结束后，仍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4]四十多年后，在一篇谈散文的文字中，汪曾祺说：“我倒喜欢弗吉尼亚·吴尔芙，喜欢那种如云如水，东一句西一句的，既叫人不好捉摸，又不脱离人世生活的意识流的散文。生活本是散散漫漫的，文章也该是散散漫漫的。”[5]其中的差异已经非常清楚。吴尔芙所谓“心理学的那块晦暗之地”和“生活在连续不断地提出”的问题，在汪曾祺，其实都并没有触及到，他所理解的意识流就是意识的流动，即便有潜意识，也并非吴尔芙的潜意识，更不是乔伊斯的潜意识。从他的作品，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小学校的钟声》或许是那时汪曾祺最难懂的作品了。原因也就在他的叙述是错乱的，时间忽前忽后，空间也随之变换，思绪更是如风如云，飘忽不定。但就其内容而言，其实只是一个“思慕少艾”的青年的心思。或许《复仇》中隐含了对当时的战争的思考和批评，以及作者极其幼稚的、空幻的理想和期待。但最明显的其实还在它的方法上。在为数不多的几篇纯粹方法意义上的意识流实践之后，汪曾祺放弃了。据他自己说，他“是较早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6]可究竟早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一改变?查《汪曾祺全集》，他对此似乎并没有作过专门的文章，只在一篇未编年的《我的创作生涯》中有过这样的交代：“我在年轻时曾经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后来为什么改变原先的写法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我自己的原因。简单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7]社会的、自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是指---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持续到四十年代初的抗日战争的话，依我的判断，是既有可能，却也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无论就政治还是就文化的立场而言，汪曾祺都不是激进分子。何况意识流这一种文学方法与日本也并没有多少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在1947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曾经借一个故事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作者问他的一位飞行员朋友，“在天上是否不断的想起民族的仇恨?他非常严肃的说：‘当你从事于某一工作时，不可想一切无关的事。”’也就是说，那时候的汪曾祺，作为一个年轻的小说家，更关心的是(短篇)小说这样“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8]这其中也许就包含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所主张的普遍主义观念。[9]然而，也正是在这篇《短篇小说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