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的兴起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对美国汉学界而言，1984年可谓不同寻常，保罗·柯文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对分别以费正清、列文森、佩克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三种观念模式，即“冲击一回应”论、“传统一近代”论、“帝国主义一革命”论，进行细致剖析与深入批判，揭示其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即“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19、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在此基础上描述该研究领域始于1970年代的新动向，将其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这种新动向，力求从中国和中国人的角度来再现中国社会变化的内在动力与结构形态。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自有其兴起的历史必然性，与二战之后竞相奔涌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思潮密切相关，诸如殖民主义及其文化体系的瓦解、全球化及“全球历史观’’的形成、美国知识界对越战的反思、丹尼尔·贝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揭示、赛伊德对“东方学”之“他者”视域的尖锐批判等，从不同层面冲击“西方中心主义”，动摇了“西方中心论”的根基，“中国中心观”正是这些思潮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激荡与回响。不过，“中国中心观”所批判的三种模式，尽管有忽视甚至拒绝中国内在因素的偏颇，但由于建基于重大史实，仍对中国近代史的演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阐释。柯文也不否认这一点，他指出，他详细发挥的命题是，“倘想正确理解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须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由于冷战及文革，上述促成“中国中心观”兴起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思潮，包括“中国中心观”本身及其所反叛的三种模式，并未及时传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它们才共时性地潮涌而入。不过，由于时间的错位与空间的转换，这些思潮与观念之问的因果传承关系，与在西方时相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异，需要给予新的梳理与辨析。比如，“中国中心观’’所扬弃的三种模式，1980年代以后在美国与西方汉学界逐渐式微，在中国学界却颇为流行，不仅在近现代历史研究领域，在近现代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描述与阐释中也充满活力，与历史唯物主义一道成为学者们最为熟悉的几种叙述模式。同时也有学者对此抱持警惕甚至批判的立场②，尤其是近20年，由于经济的腾飞，西方优越论在中国社会逐步失去影响力，随着促成柯文“中国中心观之兴起”的各种思潮的输入，“西方（欧洲）中心论（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屡遭批判与封堵⑧，几乎成为一种被终结的理论话语。在此社会与学术背景下，有理由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代中国学术界是否发生或正在发---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生类似柯文所谓“中国心观”的范式转型？显然，这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无法笼统阐释的宏大命题。本文打算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突破口，考察该领域是否存在“中国中心”的范式转换。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相对理想的视角，因为中国现代义学是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大碰撞中发生与发展的，其间蕴含着一个必然性命题，即如何评判其“民族风格”与“外来影响’’之关系，也就是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外来影响与本国传统各自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评判二者之关系？考察有关这一命题的阐释历程，正可以回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否发生类似柯文所谓“中国中心观”的兴起问题。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还将探讨其启示如何？其局限何在？其兴起的原因有哪些？一、早期阶段相对客观公允的辨析在中国现代文学早期阶段，胡适、鲁迅、周作人、茅盾、朱白清等就以文学革命的亲历者、作家、批评家、学者等多重身份阐释过“新文学”的发生，《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十节》（1922）、《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1934）、《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系列（1935）等，就是他们留下的经典文献。研读这些论著，我们发现两个特征：第一，接受外来影响与继承本国传统之间的关系，是讨论现代文学发生问题的关键；第二，对此关键问题的阐释，总体而言是公允与辩证的。第一点是由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