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与秩序：嘉庆二十四年湖南省湘潭县的土客仇杀事件明清时期，江西省有大量商民外出到全国各地经商，形成著名的“江右帮”。[1]江西商人在各地的经营活动，常伴随着与土著居民的冲突，甚至发生激烈的械斗仇杀。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湖南湘潭发生的江西商民和本地居民之间的仇杀事件，就是这种冲突的一个典型事例。此次事件发生在省城附近，不仅规模较大，残酷激烈，并且在朝廷中引起了很大反应和复杂的官场斗争，而有关记载也较为丰富。通过对事件的剖析，有助于深入探讨清代江西商帮在经商地与土著居民的关系，地方绅士和清政府对土客矛盾冲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以及此类事件对地域社会变迁、商帮发展及其与家乡社会关系的影响等问题。一“湖南大县属湘潭”，[2]其位于湖南省省会长沙以南35公里处，地当湘江之滨，舟车四达。“长沙水步不利泊船，故皆辏湘潭，自前明移县治以来，杨梅洲至水东门岸，帆檣蚁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天下第一壮县也。”[3]“县毓富浩穰，磁货氓庶皆在城外，沿湘以上十余里，自前明号为小南京。”[4]湘江流域传统的区域经济中心在湘潭，明代以来，湘潭一直是汉口和广州经济联系的中枢和中南地区区域贸易中心，而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省会长沙，在经济上反而是它的卫星城市[5]。湘潭本地居民，多为明代和清初的外来移民，“尤以江西人更众”[6]。笔者检索上海图书馆所藏湘潭一地的家谱，在总数350余种中，除去不详所由的50余种，至少有200种其祖上系从江西迁来，且绝大部分是在明代至清初入迁。[7]此后续有客民入迁，仍以江西人为众且多从事于工商业。光绪《湘潭县志》卷11《货殖》称：“东界最近江西，商贾至者有吉安、临江、抚州三大帮，余相牵引者不少胜数，牙侩担夫率多于土人，争利者颇仇之。”《清仁宗实录》嘉庆二十四年六月戊申：“据奏湖南湘潭县城外，向来江西客民在彼贸易者十居七八，本地居民不过十之二三，各马头挑夫，江西人尤多。”根据历修《湘潭县志》，乾隆年间湘潭有会馆6所，属江西者2所;嘉庆二十二年，会馆总数为19所，江西6所，均占三分之一。在潭江西人中，吉安、临江和抚州三府人数最多。以临江府为例，湘潭是著名的临清（清江县，今樟树市）药帮（或称樟树帮，因邻邑丰城人亦多，故又称临丰帮）在湖南的经营中心，乾隆四年（1739），即有十大领部帖的药号，从业人员四五百人，[8]并有专门的临江会馆仁寿宫和临江码头。据清光绪年间编辑的《清江县宾兴全集》载，同治九年（1870），向清江县宾兴基金捐款的在潭清江客商有15堂，174人，当年所捐金额近2000两白银，估计从业人员在千人以上。近年我们在樟树调查时所见族谱中，在湘潭从事药业的纪录也较普遍。---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赣商在湘潭的经营活动，引起了土著的严重不满。上引“牙侩担夫率多于土人，争利者颇仇之”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湘潭之地，史称“他省商贾为多，#376;#376;#376;#376;#376;#376;而潭无几焉”;[9]“潭民尤专务农”[10];“豪族强宗或以仕宦兴，或以力田富，善货殖者无闻焉”[11]。士大夫和一般农民与江西客民并无直接的厉害冲突，仇恨赣人的“争利者”，主要是本地的“牙侩担夫”即中介商和搬运工人。光绪《湘潭县志》说与江西客商“閧斗”者是“县商民”[12]，湘潭士绅罗汝怀亦云为“湘潭市人”[13]，实系同一群人。其中，又尤以俗称“箩工”、“挑夫”者与客民矛盾最甚。嘉庆二十三年（1818）《湘潭县志》卷36《风土上》称：潭邑客商，运货城总码头，挑夫结党把持，任意苛索，往往酿成命祸。嘉庆四年，知县卫际可尊奉部覆，并藩宪通议详定章程，分别搬运，按里给钱，出示勒碑，刁风稍息。刑部原议：嗣后往来客货，除杂粮、煤炭、石灰、砖瓦，仍由箩夫搬运外，其余一切银钱货物，无论上坡下河，俱照向例，概由行内雇工自行搬运，或货多搬运不及，仍听自行雇请他人，箩夫不得把持争阻。并饰令分别胪列出示严禁，以杜争端。嗣因县示行内行店一字互异，致箩夫毁碑讼，经巡抚批司议覆行内、行店同系贸易经营，原无二致，部议与县示虽有一字之异，其实无所区别，毋庸另议更张。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