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习与研究方法漫谈（2）四、对材料的整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关键收集材料以后就要对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这是解决问题最关键的一步。按恩格斯的说法，研究历史不但要有大量的史料，而且这些材料是要“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这就是对史料的整理分析、改造加工的工夫。如何整理分析，许多著作和文章对此都有所论述，我看最好的概括还是毛泽东《实践论》中的十六个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里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对材料的鉴别和选择，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二是对材料的排比和分析，即“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下面分别言之。老一辈学者经常告诫我们：写文章要用第一手资料，如果引用第二手材料（主要指近人论著中使用的材料），必须查对原文，不查对原文往往出错。这似乎是老生常谈，实际上是最容易犯的错误，我自己也犯过这种错误。必须特别注意这一点。不过，即使是古书中的记载，也并不都是第一手材料，有些记载也是传抄来的；即使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也未必能保证完全正确。史料（这里主要是指第一种史料——传世文献）不等于客观历史，它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记述，不可避免带有记述者的主观色彩和各种局限，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与实际情况的背离，甚至会有意或无意的造假。这或者是由于记述者的实践和认识有片面性，误听误传，或者是由于不同的阶级、阶层有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立场，影响了他们对事实的客观观察和记述。此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也会发生各种错误。因此，对传世文献的有关史料应该进行必要的校勘、辨伪和考证。在考证中，除了运用传统的本证、旁证、理证等方法外，还要对记述者的阶级地位、社会背景、动机目的进行分析。如果我们不把阶级分析绝对化和教条化，它仍然是我们应该采用和十分有用的方法。对于考古资料和“考现”资料，也有一个鉴别其时代、性质和可比性、适用范围的问题。校勘、辨伪和考证是专门的学问，在这里不可能多讲。现在仅谈谈在使用农书有关材料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们知道，农书撰写的基础是农业实践，是广大农业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实践，农书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农业科技发展状况，是传统农业科技的主要载体，我们研究古代农业科技不能不以它为主要依据，或主要依据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也容易引向简单化和绝对化，如简单地根据某农书有某技术的记载，断言某时代出现了某种技术，这在农史界某些学者中一度比较流行。其实应该作深一层的考究。我们知道，农书中的农业实践经验是通过农书作者来总结的，而农书作者有不同的经历、素养，并受到各种条件的局限。如有些作者比较重视实际经验，有些作者则比较喜欢抄书；即使重视实际经验的作者，他所能够接触的范围也是有限的。所以，农书的记载和历史实际就可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背离。农书中的材料即使经过了校勘和考证证明是可靠的，也不应简单地无条件地使用。起码有以下三种情况值得注意：1、某农书记载了某种技术，未必是该农书写成的时代才有的。例如，播种---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前曝晒麦种这种种子处理技术，在农书中最早见于《齐民要术》，故《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初稿把这种技术的出现定在南北朝时代，但《后汉书·高凤传》就有晒麦种的记载，说明这种技术早已有之，农书所载有时是长时期实践经验的积累，不可把它固着于农书写成的时代。2、农书有记载的技术未必是存在的或者是普及的。例如“麦经两社”是北方种麦经验的总结，始见于《齐民要术》，随着麦类从北方向南方推广，这种说法也被记载在陈旉《农书》及其他南方农书中。按照“麦经两社”的原则，冬麦应该在八月秋社以前播种，这显然不符合南方的生产实际，因为在气候温暖湿润的南方，过早播种冬麦，会导致冬前旺长和易生虫害，而实际上，南方冬麦的播种往往在9月以至更晚。所以，不能说南方农书“麦经两社”的记载是反映了南方生产实际的。又如，王桢《农书》记载的利用水力或畜力推动的大型灌溉和谷物加工工具，只存在于局部地区和被少数人家使用，元以后基本上没有发展,《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照抄了这些记载，其实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