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竞争性科技资助与中国大学基础研究国外研究更重视实证分析。Benner等[14]认为瑞典“干预模式”的政府科技基金以使命和目标为导向，目的是引导和改变大学的学术研究方向，将企业不断变化的研发能力需求和研发互补资源内化到大学系统，使大学研究人员适应产业需求。这类政府基金具备企业家主动指引职能，强调研发质量、国家导向和学术导向，评审规则强调同行声誉控制以及学术研究。Geuna[15]归纳了欧盟国家对大学资助的3个渠道：一是累加性资助，资金资助参考上一年度的花费，新计划年度附加一个增加值；二是公式化资助，参考过去的科研支出估算新的预算年度支出；三是契约式资助，该资助通过招投标方式进行，政府公共基金委员结合大学招生实际数量和研究实际需要制定各项研究预期目标。他认为，契约式政府资助制度会造成大学研究人员偏向于从事短期的、结果可以量化评估的研究。尽管美国的科技进步令世人瞩目，但是诸多学者仍然质疑政府的科技资助形式。Goldfarb[16]认为，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大多以问题导向和使命导向为主，追求急功近利的目标，以牺牲传统学术研究为代价。他进一步发现，得到NASA资助的美国学者减少了学术研究产出。美国政府将绝大部分研究基金资助给了那些学术研究和产出中等水平的研究人员，这些研究人员从事的研究介于商业研究和“象牙塔”学术基础研究之间，对基金资助方比较有利。Bozemana[17]研发发现，获得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人员对产业所作的贡献较多，但是效果没有直接获得产业研发资助的显著，获得较多科研资助的研究人员产业涉及度较高。由于科学研究以目的为导向，美国科学基金管理组织倾向于支持短期和低风险的研究。Cohen等[18]认为，美国国会也追求短期目标，因此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存在短期时间约束。美国基金管理机构主要资助那些已存在于公共领域的知识项目，即较为成熟的研究项目或者是重复研究的项目。---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基金金额有限或者科学研究任务目标非常明确的情况下，大学为了争夺有限的基金支持将会相互展开竞争。Dresch[19]认为，科学研究获得的政府契约性资助以及从产业界获得的资助越来越具有集中性和选择性效果。这两种资助都有竞争效果，但由于资金有限，产业界更愿意将钱投给有名的大学。政府的契约式科研资助也更愿意投向那些研究前景确定性高、较为成熟的研究项目以及有名望的研究者或组织。政府科技资助更像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科技资源向实力雄厚的大学集聚尽管可以带来学术研究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但是那些缺乏科技资源的大学研究人员的知识从长期来看也将失去利用价值，这对整个社会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在中国情况也一样，中国理工农医类专业的大学有1212所，教育部直属大学只有64所，大约只占5.3%。根据最新的《2011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0年对大学的总资助经费为73.2亿元，而教育部所属院校得到41.97亿元，大约占57.3%。从短期来看，这种竞争性资助方式可以带来较高效率，但从长期来看，那些学术知名度不高或者没有名气的大学研究人员将无法得到政府基金和企业基金的赞助。另外，基金资助市场竞争方式的引入，迫使一些大学研究人员夸大自己未来的研究成果，在西方国家则表现为研发人员竞相报低自己的实际研究成本。大学科研价格按照边际成本而非平均成本报价，造成知识产权真实价值难以得到尊重。为获得政府竞争性研发资助，大学的研究报价远低于真实成本，大学在从事科学研究方面面临财政困境。这又转而驱动大学学术研究更加依赖于产业界的资助，进而导致大学研究更加商业化，大学研究人员会逐渐将政府资助的处于公共领域的科学研究转变为适合私人商业企业需要的私有知识。本文构建的图3和图4模型，分别显示了夸大基础研究产出和隐藏基础研究真实成本两种情况的基础研究投入和产出情况。图3表明，为了获得竞争性科技经费，中国研究人员夸大基础研究的潜在价值，基础研究边际收益曲线将从MRp移动到MRf，MRf代表夸大的、不真实的基础研究边际收益曲线，其可以获得最大的科技资助只能为B2B3区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