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文化研究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现象”《NoLogo:TakingAimattheBrandBullies》一书于2000年在美国出版以来，始料所未及地在英国与法国引起好评。该书作者NaomiKlein分析了在全球化时代里，巨型跨国公司创造了品牌以及认同。然而，这个市场操作背后却使得消费者置身于一个看似多元的品牌空间，事实上，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消费者是无选择性的。不仅如此，"品牌帝国主义"背后更包含了基于政经不平等的剥削关系。面对这样的情形，作者提出了「新实践主义」（newactivism）作对抗品牌的方式。文化研究一向具有"在地性"（local）观点的特质，也就是不同社会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发展以及历史情境之下，每个社会有其异质性。也因此，面对政治、社会、文化现象的解读，必须从本土的脉络出发，在本土的反省当中，找寻出与之对抗的理论资源与实践可能。随着大陆经济的持续发展，《NoLogo》书中所述跨国公司的种种运作模式事实上早已出现在大陆社会。如何具有思考性地面对这个发展当中的消费社会及其衍生现象？已成为大陆文化研究学者所热烈讨论的议题。在大陆文化研究者所思考的议题当中，文化工业体制所塑造的阶级修辞论述（包括"中产阶级"、"成功人士"等）是其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文化研究者大力批判的对象。与大陆本土文化研究相随出现的，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着作的大量翻译。不过，尽管批判的理论资源日益多元化，但大陆文化研究者似乎对法兰克福学派情有独钟，法兰克福学派在大陆文化研究当中似乎仍扮演了一种主流的角色。在本文当中，笔者拟先从赵斌于2001年发表于《视界》第三辑的〈社会分析与符号解读─如何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流行文化〉一文[1]进行讨论，笔者先从历史的脉络回顾法兰克福学派与大陆文化研究者之间的互动，然后分析赵文"重回法兰克福学派"此一呼吁背后的历史情境。其次，笔者将再从赵文的文本进行延伸，讨论政治经济学的文化研究爱什么样的方法之下才能进行有效批判。重回法兰克福学派？赵斌于2001年发表于《视界》第三辑的〈社会分析与符号解读─如何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流行文化〉一文中（以下称赵文），分析两种对流行文化解读的理论与思潮，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个则是以符号学为基础的解读方式。在赵斌的文章当中（以下称赵文），似乎认为这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事实上也代表了社会学的转向，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是严肃的、直指政经结构并进行批判的，相形之下，以符号学为基础的解读，是一种现今受到学界流行、但却是庸俗化了的解读方式（赵文以约翰费斯克的《认识流行文化》一书为代表），不仅如此，这也是社会学的转向，赵文并以英国的季登斯与法国的布迪厄为代表。在这个社会学转向当中，符号取代了结构，轻松讨好的符号分析取代了严肃沉重的社会学，而这个转向也产生了对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赵文认为，尽管法兰克福学派曾受到相当的批判，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却也回答了一部分文化研究中所面对的问题，不过，重点似乎不是它回答了一部分问题，而是，只有它能够毫无退缩地直指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生产背后的政经问题。赵文最后指出，70年代文化研究与媒体政治经济学已有初步的分歧，到了80年代经过一场论战之后，双方已成为一种公开的理论对峙（按赵文的文义，其所指的---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应是因为文化研究已经离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愈来愈远），在赵文的看法当中，在充分认识和区分所有权、控制权和操作权的基础上，媒体社会学才能对受众文化消费进行批判研究，因为如此一来，才能避免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然而，赵文也发出资本主义时代政治的保守也出现在学术市场的感慨，赵文似乎做出了一种悲观的预期？总结赵文的企图，其重点显然是文化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但政治经济学的文化研究却并非法兰克福学派不可，此问题笔者将在下一部分讨论）。笔者想追问的是，是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之下，使得赵文发出这样的呼声？法兰克福学派自1980年代引进大陆之后，其理论源起背后的历史情境乃至理论内涵便一直为大陆知识份子所援用，而赵文此一呼吁又与之前知识份子／法兰克福学派又什么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