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如何可能？——读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乍一看，陶东风的《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颇像一本概论综述性著作，其篇章结构的形式设置与所叙内容的方方面面，都给我们一种全景扫描的印象。的确，掩卷之后，我们对西方文化研究的谱系、问题思路，以及中国文化研究的基本状况与得失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不过，该著作真正的着力处不是对一般事实的概述，而是对中西文化研究的反思批判，其反思批判的独特视角、立场与勇气是该书的份量所在，也是它吸引我并令我入思的地方。1、语境化的权力批判如何可能？陶著对中西文化研究的反思批判首先是抽取其最一般的旨趣与方法，没有这个"一般"，谈论形形色色的中西文化研究便失去了准绳。陶东风将这种"旨趣"概之为"对于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关注，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对于被统治的社会边缘群体的文化反抗资源的挖掘"。而将"方法"概之为"语境化"。陶的概说是准确的。如此这般的旨趣与方法是一般到特殊的"之间"。只有始终不忘"权力批判"的旨趣，文化研究才不流于皮毛；只有始终不忘"语境化"的方法，文化研究才不会牛头不对马嘴。换句话说，只有"语境化的权力批判"才是文化研究之根本。据此，陶东风分析了文化研究中一系列语境误置的现象和后果。在谈到大众文化研究时，陶指出阿多诺贬斥大众文化的理论是在纳粹德国的语境中形成的，有人将之搬到民主美国和文革后中国，就有打胡乱说之嫌，因为民主美国的大众文化显然不是极权控制的产物，而文革后中国的大众文化又恰恰是对抗权力的一种方式。在谈到自由主义话语时，陶说，自由主义话语在西方已是体制化的权力话语，在中国它却还是一种非体制化的边缘性话语，因此，在中国语境中，与其将自由主义作为权力话语加以批判，不如将其作为抵制权力话语的思想资源加以发掘和维护更接近文化研究的立场。至于民族主义话语，陶也认为要小心加以语境化。当其就国际间的权力关系而言时，民族主义话语是抵制帝国主义殖民的武器，文化研究者应是民族主义者；当其就国内的权力关系而言，且面对民族主义话语被权势集团用作压制国民的工具时，文化研究者当是一个后民族主义者。那种不细分语境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和反民族主义立场都是文化研究所不取的。陶的分析颇有见地，但困难的是如何将"语境化的权力批判"贯彻到底？在谈到文化研究的政治性时，陶小心区分了"社会政治"和"党派政治"，指出广义的社会政治指的是形形色色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党派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种。"文化研究关切的政治乃广义的社会政治而不限于党派政治或政府行为"。问题在于：在现代中国语境中，文化研究的主要关切是什么？在此，政党政治和一般社会政治是什么关系？在谈到中西差异时，陶指出："判断一种话语在某种社会文化系统中是否处于支配地位的标准，不应当只看文化活动的表层，而应当深入到文化体制以及更大的权力系统，尤其是政治权力系统。"我想这里的"政治权---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力系统"当指社会政治与政党政治的关系系统，而政党政治在其中是支配性的权力中心。就此而言，现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基本任务就不能不指向政党权力及其文化霸权的批判，非此，则是不得要领的边鼓。所谓文化研究在现代中国也只有深入到这一步，才有现实的内涵和重量。然而，恰恰这一步很难，因此，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依然是西方文化研究的复述。德里达在谈到"文学"（Literature）时说，严格意义上的Literature既不是古代西方的现象也不是非西方地区的现象，而是一种西方的现代现象。他说Literature是一种可以任何方式谈论任何事物的社会建制，其社会基础是现代民主体制。现代民主体制给予并保护Literature以任何方式谈论任何事物（包括以任何方式批判任何权势话语）的权利。文化研究作为批判一切权势话语的话语，它属于德里达谈到的Literature。照德里达的逻辑，在缺乏现代民主体制的社会，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几乎不可能，因为它对权力的批判是有限度且无庇护的。果如此，作为"语境化的权力批判"，文化研究如何在非西方国家展开并贯彻到底？2、批判性知识分子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