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已经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众声喧哗的多元化景观。就小说而言，从文化心理角度来看，有的执着于世俗现代性，着力叙述现代市民在金钱至上的消费社会中的欲望故事；有的以反讽叙事消解着意识形态和传统道德的残存威力；有的立足于审美现代性反抗波涛汹涌的世俗化；有的返回乡村试图寻找精粹的传统以救度日益萎靡的人心；有的以西方现代哲学为借鉴深入地探求着自我之可能。在这种种立场中，北村、张承志等人展示了另一种向度，他们直接进入宗教语境以期觅得意义的中心，从而呈现出独异的面貌。无论他们的艺术成就、思想深度如何，他们能在中国这种无神语境中如此鲜明地展开神圣叙事，这就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北村在80年代中期是作为一个先锋小说家登上文坛的。他初期的小说所营构的精神迷津与格非、余华、苏童、孙甘露等人的小说一道展示了先锋小说那令人退避三舍的形式技艺。但从1992年北村皈依基督后，他的小说顿然改观，专注于展现人的生存困境，追问人的生存意义，直面现实存在，并试图描述现代人可能的得救之路。本文试图在分析北村转变后的小说的文化心理的基础上，指出北村小说内在精神理念转变的根由，以及北村在中国文学中的意义和局限，并由此反思中国文学的精神立场问题。一、质疑实用理性我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根本特征无疑是实用理性。这种理性精神在先秦诸子时期就已经固定成型，它不用某种神秘的热狂而是用冷静、现实、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而且极端重视现实实用。我们民族文化心理就是由它来规定的：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和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昧服从等等。这种实用理性是建立在现世的自足性和人性的自足性的基础上的。儒家的社会伦理世界就是自足的现世。人在这个现世中意识到他的个体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与他人的一般交往之中即现实的世间生活之中，在这种日常现实世间生活的人群关系之中，便可以达到社会理想的实现、个体人格的完成、心灵的满足和安慰。这也就是“道”，“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在这种实用理性文化中，人性被认为从根本上是万德自足的。如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因此人也就不需要的舍弃现实世间、否定日常生活，而去另外寻求灵魂的超度、精神的安妥和理想的世界(注：参看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4页。)。这种实用理性文化与世俗现代性的内在精神理念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中国人在现代转型中并不会感到极度的精神痛苦。实用理性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至为深远。以诗歌为例，这种实用理性直接决定了诗歌吟咏的题材要么是与政治有关的正变美刺、咏史述志、吊古怀旧、官场酬往等，要么是与非政治有关的情案思慕、耕读之乐、相逢契阔、山水田园等；而少有对宇宙的神秘和人性的深渊进行探索的。就当前小说而言，实用理性依然主宰了绝大部分作家的精神立场。80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家中，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等人对现实的关照方式就是典型的实用理性精神。至于90年代以来大写都市欲望的邱华栋、朱文、何顿、卫存慧等人更是深深地拘囿于实用理性---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主宰的现世中。他们都未真正意识到现世及人性的终极困境，虽说他们已经不再像儒家圣贤那样在现世建构社会伦理，但他们依然是在现世范围内寻觅着人的生存合理性，有的更是沉湎于现世的物欲欢歌中。北村小说却极为尖锐而彻底地质疑了实用理性文化。在实用理性文化中，现世是惟一的天道与人道相结合从而具有意义的自足世界，而北村小说却质疑了这种现世的自足性。在他的小说中，现世是完全黑暗无光的沉沦世界，强力、金钱、欲望是这个世界的基本要素，属人的价值难以生成，因此现世处于一种荒诞的自我否定之中。《施洗的河》中刘浪和马大大肆争斗的樟坂就是一个荒谬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非理性的冲动控制着每一个人，最后这个城市只能焚毁于火海之中。《孔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