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方位分析维度和变迁趋势从文化实践和知识操作方式来看，科研与教学的矛盾关系仍待协调。自科学研究被确定为大学的正式职能以来，大学一直面临着教学与科研的双趋冲突。[41]教学与科研亦此亦彼、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逻辑关系，并不能遮掩两者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对教师的时间和精力、对大学的办学资源非此即彼式争夺。针对重科研轻教学、重研究生教育轻本科教育、重本科教育轻高职高专教育等梯度歧视、学术漂移问题，针对由此而诱发的“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弊端，中国高等教育尝试通过政策引导和行政施压予以协调平衡，比如，强调“高教大计、本科为本”，要求在推行“双一流”建设的同时还要以专业建设、“金课”建设为本。从文化特质和文化目标来看，高等教育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矛盾关系仍然非常突出。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高等教育在确定自身历史方位时，面临三大问题：一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民族性问题；二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世界性问题；三是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即高等教育间性问题。为了赢得世界性学术声誉，中国高等教育先后做出了努力，一方面把英、美、德等发达国家的发展逻辑化约为具有世界性和全球化特质的“普遍规律”，积极地学习借鉴；另一方面，在广泛总结世界规律的同时，日益关注自身的民族特质。中国高等教育按照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42]的思路，从改革开放之前以阶段斗争为纲，随后依次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为本，最后在党的十九大转移到“以人民为中心”，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目标依次经历“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人—中国人”的转变。以此为基础，中国高等教育不再仅仅以仰视的方式照搬他者，而是日渐通过平视的方式关注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即高等教育间性问题。从高等教育模式的间性特质进行思考，有助于更深入、细致地理解民族国家、特定地区高等教育的内在特质，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逻辑，防止以发达国家为模板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文化殖民，防止以全球化的口号消减高等教育的民族特质和地方差异，进而探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与可能。综观上述变迁趋势，可以发现三大特点：其一，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方位历经百余年的变迁，尽管曲折颇多，但总体线索明确、特征和趋势明晰。具体而言，面对经过时间淘汰而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和在现代社会快速出现的科技创新，坚持古今会通、传统与现代相得益彰；面对在空间中日益突显的全球多样化高等教育模式及其经验，坚持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兼容并包、共赢发展；面对文化差异与全球文明并行发展的态势，求同存异、融合发展，且以我为主，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其二，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方位不断变迁的力量，已经从主要依赖外部动力逐渐转向依赖内外部诸种动力的合力。就外部动力而言，逐渐从晚清的西方入侵、民族危机等源自国际关系的外部压力转变为民族复兴、科教兴国乃至教育强国等教育系统之外的发展动力；就内部动力而言，逐渐从基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学术中立等西方理念转变为建构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43]、中国特色等内在精神。其三，与历史方位的变迁相一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内容应当且在事实上逐渐从以外部借鉴为主向以内部创新为主，从依附走向自主。在教育精神和文化理念上曲折继承传统，同时在组织和制度上积极借鉴西方，共同构成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双重起源”[44]，并形成了“古今过渡”、“中西杂糅”的特征[45]。在西欧，第一代“大学人”是从教会的知识-教育系统中走出来，且与新兴大学和学院保持错综复杂的关系。与此相类似，在中国，晚清之后被迫向西方借鉴现代高等教育时，第一代的“大学人”本身多与传统文化、传统教育的关系密切，甚至是从传统教育中直接走出来的，身兼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西方教育两种教育基因。特殊背景下创建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应在古今中西的时空坐标中及据此而建立的文化系统里，通过扬弃和超越、融通并整合“古今中西”，自主定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