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对ZG戏剧研究的意义与局限[[〔XX〕I206.2〔XX〕〔XX〕1000-7326（20XX）09-0141-05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田仲一成先生，数十年来从事ZG民间祭祀仪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了《ZG祭祀戏剧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ZG的宗族和戏剧》（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ZG乡村祭祀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ZG巫系戏剧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等一系列论著，其坚持不懈的研究素为ZG同行所敬重。1998年，作为田仲先生30多年学术研究结晶的《ZG戏剧史》，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公开出版，其中文译本不久也在ZG大陆出版，引起许多ZG同行的关注。田仲先生撰写的《ZG戏剧史》与过去发表的戏剧史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试图“从祭祀戏剧的角度对ZG戏剧史进行重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戏剧发生于祭祀仪式的观点，是合乎逻辑、普遍适用的视点”。（P3）如果说“戏剧发生于祭祀仪式”是适用于西欧、日本的普遍逻辑，那么这种普遍逻辑是否也适用于ZG？如果说ZG戏剧也同样发生于祭祀仪式，但仅仅从“祭祀戏剧的角度”对ZG戏剧史进行重构是否可能存在很大问题？笔者奉读田仲先生《ZG戏剧史》之后，颇感困惑，因撰文求教。①田仲先生读到拙文后，似未能理解笔者提出上述问题的用意，而是发表了《献疑于以民俗学为禁忌的作风》一文，再次维护其论证前提及基本观点，进而批判以高校为主体的ZG学者“忽视或回避民俗学”、“不喜欢---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人类学”，并提出如果ZG学者不能扩大眼界，不注意国外民俗学、人类学研究的新进展，将不利于世界“ZG学”的对话与交流。由于田仲先生此文是由笔者的批判引发的，故笔者拟就民俗学对ZG戏剧研究及ZG学的意义问题略抒己见，也希望能与田仲先生达成更多的理解。一首先，笔者愿明确申明，笔者认为民俗学对ZG戏剧研究以及ZG学（汉学）研究都非常有意义，不敢以民俗学或人类学为禁忌。ZG戏剧形成于民间，民间社会的组织结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经济基础等因素共同构成的物质文化环境，是ZG戏剧得以诞生和生存的土壤。但由于传统的ZG戏剧研究者大多限于正史、诗文、书信、序跋、笔记等文人撰写的文献，故对民间社会真实状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忽略。从这一意义上说，田仲先生自其研究之初，马上其研究视点从“都市戏剧”转向“农村戏剧”，更多留意地方志、会馆录、家谱、公私文书类较为零散的文献以及非文字的仪式表演、习俗。这种他自称为民俗学、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使得他得以发现一般研究者（包括笔者本人）未曾注意或发现的史料。对此，拙文曾表示相当的仰慕。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以来，ZG戏剧学的研究大多将主要精力置于文人戏剧或高雅戏剧，这当然有其局限，这种研究与田仲先生取径于民间的做法本来恰成互补。笔者在述及民间戏剧或民间文化研究的意义时曾说：不论是贵池的“傩戏”，还是贵州的“地戏”，或者ZG其他地区现存的与民间宗教祭祀紧密相关的“祭祀戏剧”，都---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研究的。由此我们可以对我们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以平民百姓为主体（而非帝王士大夫为主体）的历史，有更深切的了解。(P264)但直至目前，包括笔者在内的从事ZG戏剧研究或ZG文化研究的ZG学者，之所以较少取径于民俗学或人类学，至少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相关学术传统的缺乏，二是资金财力的限制。日本的民俗学研究，如果以柳田国男与高木敏雄等人于大正二年(1913)创办《乡土研究》杂志为开端，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已形成深厚的学术传统，在田野调查及资料分析、归纳等方面已形成一整套经验和方法。ZG的民俗学研究，因西欧、日本ZG学的影响，虽可追溯至上个世纪20年代大学国学门研究所组建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但其后因长期外患内乱，民俗学研究在30年代后曾长期中断，直至80年代以来才逐渐形成学术积存。在研究资金方面，日本的民俗学研究者因常可获得文部省或地方财团的支持，故其田野调查所需的研究资金有可能得到保障，长线的、费时耗力的调查和研究才能得以开展，而ZG学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