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心理学视角的腐败动机分析及预防对策刘华宇Summary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成效斐然，“老虎”“苍蝇”“狐狸”纷纷落入法网。我们可以从诸多贪腐官员的回忆录中看到，官员不是超凡入圣的贤哲，他们也是“理性人”。事实上，在分析腐败行为之前，如果不能坚持“经济人”假设，分析就会陷入行为动机二重性的危机。本文在坚持行为动机一致性假设的前提下，运用公平理论、“场”理论等分析官员的腐败动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Keys“经济人”假设腐败动机认知图式心理失衡反腐立法一、腐败动机研究的假设第一，“经济人”假设。以往的腐败现象研究成果大多包含着一个似乎“不证自明”的假定，那就是行为动机二重性假定。行为动机二重性假定把一个人在市场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动机分裂开来，认为官员在市场领域中是自私的、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但一到了政治领域，官员就变成了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但已有的经验研究表明，“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一个人的权力不受限制，那他就会行使权力直至有边界的地---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方才停止。所以，为了更好地研究腐败心理，提高研究的有效性与可信度，我们将官员视为既定法律和制度约束下自私的、理性的和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第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性。”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认为，社会上的一切行为都是以人的目的、动机和决策为基础的。事实上，社会和集体是不存在真正的决策和选择行为的，社会只是无数个体的集合，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不存在独立于个人的价值、目标及选择。需要明示的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其行为和决策可能是利己的，也可能是利他的，或者其他任何组合。二、腐败心理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分析（一）腐败潜伏期的心理特征及其原因分析1.收入差距与心理失衡（在这里官员还有升迁的需求）。心理失衡是贯穿官员贪腐过程的一个重要心理过程，但因为心理失衡始于潜伏期，故将其放在潜伏期进行分析。造成心理失衡的因素是多元的，但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收入的差距。相比于收入弹性小、稳定性强的公共部门来说，私营部门员工收入弹性大、风险较大，但收益性相对较高。根据亚当斯的公平理论，一个人在获得报酬之后，他不仅会关心自己所获得收入的绝对量，而且会比较自己所获得收入的相对量，以此确定自己所获收入是否合理，比较的结果将会影响个体今后工作的积极性。[1]在横向比较时，官员会对自己所获报酬的主观感觉与对自己所作投入的主观感觉作对比（暂将其假定为A），进而与对他人所获报酬的主观感觉和自己对他人所作投入的主观感觉之比进行比较（暂将其假定为B）。如若A>B，则会产生心理失衡。在心理失衡的驱动下，官员要么会降低自己的努力水平，消极怠工；要么会开始顺化，从清廉的个体认知图式向贪腐的个体认知图式转变。[2]例如，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本来持有清廉认知图式，但经常与他有往来的富商大亨事事有求于他，但却过着奢华的生活，认为自己比富豪---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具有更高地位与能力的周本顺就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失衡，用公式表示就是A>B。为了让儿子也能过上那样的生活，他开始默许纵容自己的儿子去与地产开发商合作，并最终酿成经济犯罪的恶果。纵向对比与横向对比的过程与结果类似，本文不再赘述。2.人情绑架与思想挣扎。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建立了韦伯式的官僚体制，建立了现代市场，并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寻求依法治国的良方，但是，当今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社会这一抽象的存在物真真实实地存在于传统家庭与社区之中，也以某种形态真实地存在于经济与政治系统之中。德国的著名心理学家温勒提出的“场”理论以及公式B=f（P*E）[3]可以很好地解釋人情社会对官员心理生活空间的冲击与绑架。其中B代表行为（Behavior），P是个人的内部动力（Power），f是函数（functi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