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提要：迄今对中国社会分层模式变迁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收入和职业流动的分析上。本文则关心在分层体系中日益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住房。通过对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数据中的城市住户的分析，我们得以了解不同职业阶层在住房产权、房屋面积和房屋质量等方面的情况。在2000年，72%的城市居民户拥有住房所有权，比1990年的24%增加了48%.户主职业地位高的住户在产权拥有率、购买租赁比、购房能力（特别是购买新建商品房）上均表现出显著优势。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住房面积和房屋质量有非常大的提高。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的家庭所拥有的住房往往面积更大、质量更好。这些发现说明，在成功的经济改革背后，社会分层机制既体现了制度跨越又保持了制度延续。关键词：社会分层；城市住房；人口普查*本文曾在“中国2000年人口与住房普查国际会议”（北京，2004年4月）、“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北京，2004年7月）上宣读。国家统计局张为民、徐钢、崔红艳、贾毓惠和香港科技大学马忠东、王建平在资料处理和统计分析上提供了大力协助。原文为英文，李煜翻译。在此一并致谢。无论市场体制还是再分配体制，住房都是社会经济分层的重要指标。但是，两种社会体制下住房分配的内在逻辑是不同的。市场体制下，住房是商品，住房分配本质上是一个阶层分化现象：收入、职业和其他一些阶层变量决定着人们的住房产权、面积大小和居住质量（LoganMoloch，1987）。与之相反，再分配体制下，住房则主要被视为一项福利。而住房不平等，仅存在于占人口大部分的一般群众和少数的“再分配精英”之间（Szelényi，1978，1983）：分配给前者的住房面积相当小，仅能满足必要的生活需要；而后者在住房面积和质量上享有特权。这一概括对改革前的中国也是适用的（Howe，1968；WhyteParish，1984；LoganBian，1993）。本文关注的问题是，自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城市住房的分配逻辑是否发生了改变？我们试图依据2000年全国人口和住房普查（五普）的数据来回答上述问题。五普的“长表”包括了10%城乡居民户的住房资料，我们借以分析其中的城市居民家庭。虽然该数据没有包括居民的收入，但其庞大的数据库提供了住户成员职业的详细分类，有助于构建一套体现阶层差异的精细指标。关于中国阶层差异的研究，迄今集中在收入不平等的分析上，所以我们以这方面的文献回顾为导引，进而论述人们的职业阶层地位如何影响他们的住房情况。一、从收入到住房：理论观点与研究假设改革以来，中国从一个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发展成全球第七大经济体（WorldBank，转引自《新华月报》，2001[4]：141）。到2000年，人均GDP增加了5.2倍，农村和城市人均收入的净增长分别是4.7倍和3.6倍（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56、312）。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使国内外的资金汇聚在那里，也进一步增加了其与内地之间的收入差异（WangHu，1999）；先富起来的人集中在沿海，而内地仍然贫困（Lyons，1997）。就全国来说，1995年的全国住户收入调查表明，收入不平等较以往是增加了的（BianZhang，2002）。收入差异模式的这些研究对分析城市住房的阶层差异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在微观层面，学者们关注的是收入分配机制的变化。这个问题，本质上是沿着吉拉斯（D激las，1957）和泽林尼（Szelényi，1978）的理论思路提出的社会学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层机制、权力和激励结构，在改革的进程中是如何变迁的？倪（Nee，1989，1991，1996）大胆预言了经济体制改革将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社会变迁，他的“市场转型理论”引发了一场激烈而富有成效的论战（对这场论战更详细的评述见NeeMatthews，1996；SzelényiKostello，1996；NeeCao，1999；Bian，2002；边燕杰等，2002）。各方观点都力求从各自的理论立场把握经济体制变迁的本质和特点。市场转型理论认为，改革就是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从原来的国家再分配体制改为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从而，“再分配者”（redistributors）的利益受损，“直接生产者”（directproducers）的利益得到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