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助学贷款“应贷未贷”问题的经济分析基于政策租值攫取空间的视角摘要：把“家庭确实困难”作为贷款资格，理论上所有在校生都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实际上“应贷未贷”却普遍存在。从产权界定角度看，这是值得研究的租值攫取空间问题。面对制定成本约束，选择“家庭确实困难”这种产权界定水平反而有利于实现收益的最大化，这导致“想贷即可贷”。但是，面对执行成本约束，“乱开”困难证明是村委会的理性选择；采用具体且被普遍接受的困难指标是县或高校资助中心的理性选择；只做“形式审查”是银行的理性选择；结果是贷款资格主要由县或高校的资助中心根据单亲、父母残疾等显性指标进行确定，最终导致有些学生“应贷却未贷”。边际攫取成本大于边际租值，最终导致有些学生“应贷却不贷”。结论是，交易费用决定着学生的租值攫取空间即是否申请贷款或“贷还是不贷”。关键词：交易费用，租值攫取空间，助学贷款政策，产权界定一、背景与问题为了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因贫困而辍学，199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和财政部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试行）》，我国国家助学贷款正式启动，并于2000年8月在全国全面推开。国家助学贷款是党中央、国务院利用金融手段完善我国普通高校资助政策体系，加大对普通高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力度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因贫困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的有效手段；是切实履行公共财政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然要求。国家助学贷款正式启动以来，国家不断对助学贷款的性质、经办银行、贷款额度和比例、利息支付和分担、还款期限、---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风险补偿、贷款回收等进行调整和完善，使成千上万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利用国家助学贷款顺利入学和完成学业。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计算，2007-2017年，全国共发放国家助学贷款2.82亿人，发放金额1721.75亿元；2012—2017年，国家财政为国家助学贷款支付贴息共156.37亿元。我国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一直把“家庭确实困难”作为获得贷款资格的条件。从字面来看，“确实困难”含义比较模糊。同时，对困难的感受也是一种主观体验。而通过家庭困难证明来界定贷款资格，意味着任何学生只要愿意都可以获得贷款的资格。因此，助学贷款实际上是“公地资源”，向所有在校大学生、高职高专生和研究生开放。从产权界定角度看，“想贷都可贷”，说明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租值攫取空间非常大。但2004年，仅有288所高校开办新机制助学贷款，获贷率为61.89%。[1]而在政治动员和社会舆论的双重推动下，助学贷款新机制一度使获贷率逐步上升，但目前一直在75%左右徘徊[2]，与“应贷尽贷”的政策目标还有很大差距[3]。2013年，全国高校获贷（获贷人数占在校生总数比例）比例为13.23%[4]，说明“应贷未贷”和“可贷不贷”的现象大量存在。从产权界定角度看，应贷未贷，可贷不贷，说明政策的租值攫取空间并没有预想的大，反而有其他因素让一些学生没有或不想获得贷款。由于“应贷未贷”、“可贷不贷”均属于政策的租值攫取空间问题，因此本研究将从政策租值攫取空间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国家助学贷款中的“应贷未贷”、“可贷不贷”现象，即通过分析我国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租值攫取空间的存在原因或影响因素来揭开实践中的“应贷未贷”、“可贷不贷”谜题。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一）政策租值攫取空间问题研究从产权界定角度看，“应贷未贷”、“可贷不贷”属于政策的租值攫取空间问题。在实践中，租值攫取空间的通俗叫法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在研究文献中，常见的指称包括策略空间、政策缺陷/漏洞、政策变形/失真、政策空间。目前，对政策租值攫取空间的作用，一是积极观，认为租值攫取空间是政策变迁的前提。如林小英[5][6]。二是消极观，把租值攫取空间与政策失败相提并论，认为其是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如周国华[7]，禹黄皎、吴倩欣[8]。不论其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政策的租值攫取空间是一个普遍且重要的客观政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