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其它相关论文-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冲突－－对当代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的观察和分析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与掌握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将是主要内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而要防止底层联合与精英联盟的冲突造成革命性的颠覆，需要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建立公正的宪政体制。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社会冲突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但却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不能正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特别是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所进行的抗争活动，而将其排斥于体制性利益表达之外，将在客观上积累社会动荡和爆发的能量。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的社会冲突状况以1989年六四为标志，中国的社会冲突经历了由知识精英主导的进取性争权，到由工农为主体的反应性维权抗争活动的转变。前者的特点是在民主和法治的旗帜下重构社会价值和政治体制；后者以在法定框架内争取和维护基本权益为特征。这些转变和特征都是由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统治秩序所决定的。1989年后，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开放的经济领域出现的下海经商潮，消解了部分知识精英的政治热情。同时，那些仍然具有政治抱负但愿意认同现体制的知识精英，获得了更多的进入权力体制的通道。到20世纪末，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排斥性的统治格局，社会冲突也就进入了新阶段。这个新的统治格局有如下特征：特征一，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共同“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初步形成了相互间身份转换机制。在领导干部“知识化”的要求下，许多知识精英已成为权力精英；权力精英又可以通过下海经商或官商兼顾等方式成为经济精英。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他们对政权的认同，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实现了所谓的“精英联盟”。特征二，广大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被大部分知识精英遗弃的工农处于无意识和无组织状况，其生存条件和正当利益得不到正常表达，出现了工农的“失语症”并表现为群体无组织的“散沙状”。特征三，这种二元社会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处于强势的社会核心组织边界封闭功能强大，而处于弱势的边缘群体则不具有整体向核心集团融入的能力。而且，这种状况并不会因经济发展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经济的发展只会为强势的核心组织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加强其边界的排斥能力。一旦这种排斥体制的边界形成，工农的社会地位会进一步边缘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这表明，在经济大发展的“太平盛世”，由于对社会公平缺乏应有的关注，出现了一个将工农边缘化的排斥性体制，社会冲突也有由此进入了一个以工农为主体的维权抗争阶---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段。据统计，全国范围的群体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7年间增加了3倍。最近三年（2002-2004年）均保持在40000宗以上。这些事件的诱因基本上是由于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主体也大部分是工人和农民。知识精英的争权活动是以较典型的社会运动形式表现出来的，是基于有关社会基本价值理念的统一诉求下进行的集体行动，它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性和规模性。而工农的维权活动则是一种议题式的抗争活动，具体的事件与具体的诉求决定了它的多发性和分散性。工人农民一般不直接冲击社会核心理念，而是从传统的政治话语和法律框架内寻找维权的依据。工人“以理维权”和农民“以法抗争”目前工人和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的特点是：工人“以理维权”的主题是经济权利及其相联系的民主管理权利，农民的“以法抗争”以土地争议为焦点。由于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所面临的问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他们在进行维权抗争活动时也就存在许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