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正名————近年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思潮摘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初，中国文论学界的一个渐渐明朗的思潮，即“去西方中心主义”。本文以近年来的若干现象为观察对象，分析了这一思潮不仅体现在明确的宗旨，口号和主张上，而且体现为深入的学术史反思，以及实实在在的考证材料和重建批评历史的工作中。本文认为，求用和求实相互岐异的两种学术取向，在这一思潮中的联手合力，有利于从单一的知识逻辑中解咒，有利于本土文学思想传统的强调，有利于参与当代文化实践，有利于中国文论在二十一世纪的正名。关键词：中国文论竹书孔子诗论新儒家诗学去西方中心主义文化意识近五六年，中国古代文论学科颇为景气。既沉潜又轻扬，有一种生动的态势。这里，我既无力也并不打算对学科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作全面介绍，只是企图对某种走向：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作一点扫描。藉以察见学科活力之源，以期于日新不已之进境。一，“中国文论”的正名趋向倘要以一个具体而微的角度来描述古代文论学科的新开展，似可从学科名称不经意的变化谈起。越来越多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不满意于原有的名称，开始采用“中国文论”或“中国美学”或“中国文学理论”一名，去指称原有的“古代文论”“古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实正如朱自清早就指出过：“文学批评”一名本身就是舶来的，与中国原有的诗文评结合，长期的磨合本来就是免不了的。正如孙悟空本来就是要回家的，往西天取经就注定了磨合之命。“中国”的强调与“古”字的隐退，正是一个“回家”的信号。随手举几个例子：较早由张伯伟蒋寅主编的《中国诗学》1，不仅已渐成为学院研究的一种共识，或以此作培养博士生的方向，或以此作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设计，甚而，已经有两所学校以此成功申报了国家重点学科的研究中心。这是通过体制力量来确立或强化了学科的某种变化。从出版方面看，蔡仲翔教授主编的一套书系，原先叫做《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2，现在已经去掉了“古典”二字。更早些时候，王运熙教授主编的《中国文论选》（近代卷）3，就已明确标举“中国文论”一名。而在比较文论和比较美学研究界，早已将“古代”二字去掉，专以中国文论来代表古代文论。譬如以《东方丛刊》为阵地4，已经多次开设专栏讨论“中国文论”的各种问题。而在域外中国学方面，尽管十多年前就有刘若愚《中国诗学》的译介5，但是近年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的译介6，还是新奇有力，不仅大为满足了古文论界隐约一种希望被理解的自尊心，而且似更进一步达成国内外某种不约而同的共识：只有古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传统，才代表了中国文艺学的主体性。在接下来的今年六月与七月，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即将分别召开以“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为题，有意识打通古今为目的的研讨会。凡此种种，我们可以认为，近几年的的文论研究，加入了不少不同---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力量，从四面八方隐隐地汇成一个声音，要将原有的学科正名为“中国文论”。似乎我们的学科太活泼好动，也一如孙悟空在向西天取经的路途中，头上的紧箍咒，没有不行，有了又太紧，时时要求唐僧的同意，松懈开来，以获得更大的自由。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代文艺学中不少概念话语体系，确实大多来自西方的，因而无论是中外学术界，只要是标明“中国文论”ChineseLiteraryTheory,，基本上就可以清楚是研究古代的传统而不会有疑问。因此“古代”二字画蛇添足而不是画龙点睛的，反而限制了学科自身的生长。另一个基本的学科参照是，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学，中国音乐，中国绘画，似乎都不须加上“古代”二字，即可明了其研究对象，为什么独独中国文论要加“古代”二字，来强调它的传统性呢？还有一个理由是，中国哲学，中国音乐等，都没有这个“古代”二字，十分正常活跃地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实践，而文论却因为古代二字，反而画地为牢，平添出许多周折。设想如果当初就叫“中国文论”，还会有人再谈什么“转换”么？中国文论的正名化运动，沿着两股路线发展。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