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需求与权力制约近代中国大学学科设置与变迁一个关于北洋大学的案例研究二、坚守与无奈：大学区制与北洋大学法科的消失(一)北洋大学法科之被迫取消晚清学制颁布前后，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建立起高水平的大学，并使它们在全国范围内发挥最大作用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学校布局则是此问题的中心。在师法日本的基础上，清政府试图从制度上确立起大学分区制度。学部成立后，希望按照南、北两大学区的思路将大学分区制度落到实处，然而，由于战事持续、政局不稳、资源匮乏、人才紧缺等现实问题，这种分区布局的设计直到清帝被迫退位也未能实现。民国建立后，北洋大学政府时期大学分区设置思想与晚清相似，但在具体如何分区的问题上，教育部或因人事变动、或因利益不一而始终难以达成一致的划分标准，从而导致大学分区状况的频繁变动，四大分区、六大分区、七大分区、十大分区的设想或曾被提上教育行政议程，或曾实际出现。但是，尽管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以分区制度来整顿大学一直是教育部的一大管理理念。1912年，临时教育会议出台的《划分大学区议案》将全国划分为四大学区：“全国终十年之内，先设四所大学；第一大学，以北京为本部，第二大学以南京为本部，第三大学以武昌为本部，第四大学以广州为本部。”[16]在此四大区中，北京一区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为避免资源重合，有人提出：“第一区如能将北京、北洋两大学合并，固属大佳。苟不能办到，不妨分之，但令两校所版分科不相雷同。”[17]教育部同样认为两校距离较近，不易于达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效果，于是开始试图根据学区的划分合并两校。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北洋大学师生与社会舆论的普遍反对，“现北洋大学校友，以该校开办多年，---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成绩素著，并至可惜……呈请教育部保存此校”[18]。此事暂时搁浅。半年后，教育部旧事重提，此次直接建议将北洋大学并入北京大学，这个相当于取消北洋大学的提议遭到北洋大学师生更为强烈的不满，“为北平区制问题，几无日不在波涛起伏中”[19]。无奈之中，教育部提出一个看似妥协、实则强硬的方案，并以33号训令形式于1914年2月4日直接通告时任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20]：查本部前议，北京、北洋大学两大学并立于京津，咫尺之地，于学区划分，即嫌不符，而应合应分尤须筹划……。委专门教育司长汤中会同参事王振先、许寿裳，秘书汤彦洁拟具说帖，使两大学采相对的分立制。北京大学设文、理、法、医四科，北洋大学专设工科而渐加扩充……但是，直隶省政府认为这样的划分会直接减弱直隶地区高等教育的实力，因此以教育费用独立为由强势抵制，两校合并一事再次不了了之。三年后，1917年，曾任教育总长、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以德、法学制为依据，认为工科应皆为专门学校，再次建议将北洋大学之法科与北大之工科进行交换，并立即着手行动。此年，北洋大学预科毕业生中愿入法科学习的学生全部转入北京大学，来年北洋大学法科也再无续招新生的权利。三年后，当头等学堂法科四年级的学生全部毕业之后，教育部于1920年5月6日正式发布训令：是年暑假，北洋大学法科即行终结，专办工科。所有法科经费，不再提供，并另设新款以移拨工科。至6月，北洋大学法科已班学生全部毕业，北洋大学法科成为历史，教育部在历经7年宣布4次训令后，终将北洋大学由一所综合性大学改变成为一所专办工科的学校。1928年，蔡元培再次出台《修正大学区组织条例》，以北平政治分会所辖之区域，即河北、热河、北平、天津为限，试行北平大学区，同时将天津北洋大学、天津工业专门学校合并成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从此，无论称谓抑或实际的发展路径，北洋大学再无法科或任何文、政专业，正式进入专办工科的时代。(二)北洋大学法科取消后之影响北洋大学法科历史悠久，“近代中国的第一个法律教育机构”、“近代中国的第一门法律学原理课程”、“近代钦字第一号大学毕业文凭”全部出自北洋大学法科。其实力之雄厚国内学界众所周知，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太雷、著名法学家赵天麟、第一位担任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的中国人王宠惠、著名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