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研究摘要：梁启超研究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理论建树，构成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重要部分。该问题作为中国宪政模式的核心问题渐次展开，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展成型，进而成为梁启超为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设计现代政治制度的开端。以政治哲学为视角，以梁启超宪政思想为对象，以清末民初为历史背景，对梁启超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路线――国体与政体的基本原理、何为国家、何为国体、何为政体、国体与政体的关系，予以了清理和归纳。这些思想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基本特点，把握梁启超国体与政体问题的思想主线，而且其对于转型期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亦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关键词：梁启超；宪政思想；宪政中国化；国体与政体；政体结构；宪政模式：D03；D69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2.020梁启超在100年前就对国体与政体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并在历史的进程中有着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得出了非常精辟的论断。国体与政体问题是与宪政模式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问题，因为宪政模式基本上是按照国体或政体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的。于是梁启超就以国体与政体问题作为宪政模式的基本问题，对中国如何构建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展开诸多方面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体与政体问题是梁启超在此前《开明专制论》中对宪政模式比较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把握梁启超在该问题上的思想主线，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评价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思想特点。本文以梁启超的《宪政浅说》一文为中心，按照“国体与政体的基本原理”、“何为国家”、“何为国体”、“何为政体”、“国体与政体的关系”五个部分，对梁启超就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研究作出分析论证，并综合梁启超前后的思想发展来评价梁启超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主线。梁启超对国体与政体问题的探讨，亦可视为他设计辛亥之后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开端，其对于当今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一、国体与政体的基本原理“国体与政体”问题的基本原理，包括原则、标准、权变和认识路线四个方面。第一，国体与政体的原则。要言之，该原则就是“国体不破政体；政体决定国体”。也就是说，只要有国会选举和司法独立，就是立宪政体；只要能立宪，管他有没有君主（国体象征）都已然不是核心问题。因为只要是宪政政体，人民就能获得天赋权利，国家就能进入民主的法治的政治现代化。在此基础上，是否保留君主就要根据中国国情、民情，根据国际形势，根据历史文化条件来加以实际考虑。因此，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来说，首先争取立宪政体都是前提，是基础。也因此，革命党的民主共和与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其实具有一致性。君主立宪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蕴含了民主共和。君主立宪去掉“君主”就是民主共和（因为有“立宪”）。这就能理解为什么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转而拥护共和。第二，国体与政体的标准。要言之，该标准就是“以是否立宪（权力归宿）划分政体；以中央与地方关系划分国体”。也就是说，以是否有国会选举和司法独立来区分立宪与非立宪（政体）；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划分单一国和联邦国（国体）。归宿于人民就是宪政，就是民主；归宿于君主就不是立宪，是专制。各地方政府有自治权就是联邦制；反之，从属于中央政府就是单一制。权利归属也是权力。人民主权既是国家权力的（法理）也是其归属（目的）。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梁启超重点在于争取立宪政体，并在其历史渐进论中倾向君主立宪。第三，国体与政体的权变。要言之，该权变就是“为国家国民计，不为君主官僚计”。也就是说，是否保留君主不是根据君主贵族官僚的利益要求，而是根据国家国民国情的实际需要。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展开国内与国际两个向度，分别就人民（开化）程度、主权统一、列强环伺、历史文化等方面强调了君主立宪的必要性。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了以上“一条主线三个方面”，我们就能够正确理解梁启超在国体与政体关系上的观点和选择，也能够对梁启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及其转变有一个合理的、公允的评价。这是我们在认识梁启超“宪政制度要件”这一问题，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