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与院校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三、从个案分析到多案例研究：院校研究的基本进路院校研究要实现学科化须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院校自我研究阶段，主要任务是在各高校推行院校研究实践。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以个案分析为基本方法。第二阶段是院校研究中层理论构建阶段，主要任务是把个案调查与区域研究、同型研究结合起来，提高院校研究的理论自觉性。以院校变革政策过程为突破口，以多案例研究为基本方法。第三阶段是院校研究的学科化。主要任务是构建院校研究的中心论题，开发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形成院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以自觉反思为突破口，完善以多案例研究为核心的方法体系。案例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院校研究的基本方法，与案例研究的特质密切相关。案例研究是探索难于从所处情境中分离出来的现象时采用的研究方法。对院校研究来说，此处所谓的“现象”，指的是院校政策方案。在院校研究中，一般用案例研究来记录和分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院校研究中的案例研究不是孤立的经验研究，而是在案例研究之前就提出了理论假设。惟有这样的案例研究才能成为知识积累的一部分。“依靠理论概念来指导研究设计和证据收集一直是成功进行案例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这类理论概念可用于探索性、描述性或解释性案例研究之中。”理论的功用在案例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升华案例研究中获得的经验。案例研究的首要目标是形成初步的概念。为此，惯常的做法是把案例研究与相关的研究文献联系起来，以便将案例研究中获得的经验进行升华，加深对主题的理解。第二，可以帮助定义分析单位，确定筛选与审查案例的标准，并指出有哪些相关变量，收集哪些数据。---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新制度主义作为政策分析中最具解释力的理论，可以用来指导案例研究。案例研究与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结合，将为院校研究开辟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其中，与中国院校研究最契合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是历史制度主义。由于历史形成的以集权为特征的高等教育体制，中国院校变革受政府的影响最大。历史制度主义严格地用宏观背景来分析院校政治过程所得以展开的中观或微观层面的组织和制度构造，适合于分析中国院校的政策过程。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议程集中于有吸引力的重大结果和复杂难题，这与案例研究选择典型事件的特点高度契合。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分析常常要面对方法论研究学者的责难。最常见的责难是：倾向于处理重大问题的做法，有可能将历史制度主义者们导向在进行研究时“对因变量有所选择”的倾向。“历史制度主义的批评者曾经用一些抽象的言词来表明，案例研究和小规模的比较历史研究不可能产生出有效的知识，因为案例在这里不是随机选取的，用统计学的术语来说，这里还不存在充分‘随机度’来严格地检验可信的假设。”历史制度主义用引人注目的方法论来说明“何时和为什么说案例研究和小规模的调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理想的”，因为它们能够满足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所说的“是否有实质性启示”的检验。刘易斯·科塞于1995年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检测标准：它是否对于理解我们被网结于其中，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我们生活进程的社会结构有实质性的启示。历史制度主义及案例研究完全能够满足这一检验。人们对案例研究有效性的怀疑集中于其理论检验的可靠性。社会科学检验理论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样本统计方法，一种是案例研究法。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学者认为案例研究是两种检验方法中最弱的。其实，从理论检验原理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判断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理论检验分强检验和弱检验，一般来说强检验比弱检验更为可取。所谓强检验，就是检验结果只可能由理论的成功或失败而导致，而不可能由其他任何因素产生。强检验评价的预言应该兼具明确性和独特性。前者是指预言不能模棱两可，预言越明确，检验越强；后者是指并非由其他已知理论所做出的预见，预言愈独特，检验就愈强。就明确性和独特性这两个维度而言，预言总是落在零到无限这条系谱上。对明确性和独特性都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