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国大学实证研究述评(下)我们注意到，既有的对中国大学的实证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从研究对象类别来看——以重点综合性大学为主，以历史上的大学为主，以大学群体研究为主，单一的地方性大学难以进入研究视野。除了少部分研究涉及到地方性高校外，其它的几乎全都是以著名大学或某一类大学为考察对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构成主体的地方大学往往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地疏忽。虽然这些研究对我们理解与思考地方性大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中国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有各种类型与层次，每个类型与层次的大学既具有作为大学的共性同时也具有其不可重复的个性与特色，因此各个类型与层次的大学都应该关涉。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数量庞大的地方高等院校与地方社会现实的联系更为紧密，它们的服务对象分布更广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它们面临的矛盾冲突更多，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更大。特别是在我国现行的教育政策背景下，国家对少数重点大学采取照顾性措施，在办学经费、基础条件等方面，国家重点大学都能从政府获得不对称的优势。地方大学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依赖自身，它们在面临生存压力的情况下，其表现出的组织行为尤其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因此，对地方大学进行个案研究，无论是为整体理解中国特色的大学提供一个微观案例，还是为认识我国社会转型期国家、社会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提供一面镜子，都是很有意义的。第二，从研究方式来看——以历史文献法、调查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为主，比较尊重事实，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相对都对立、区隔，缺少微型叙事研究。应该说，对于研究者采说，任何一种研究都是一个选择事实和解读事实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所选事实的经验的描述和意义阐释的过程，从而透过事实发现暗含其中的问题，并据此得出分析结论。本文所检视过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都比较尊重既有事实，因此研究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客观性程度比较高。但是，---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既有的研究对发生在大学身上的客观事实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关注得还不够，对大学的情景性知识的开掘不够。由于研究者大都试图站在超越实践的高度从研究中抽象出某种类型学结论，尽管这样的研究和这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类型学结论是必要的，但研究对象身上的许多极有价值的信息被研究者的概括性话语所掩盖，大量的重要资料被丢失、删除、分化掉了。也许正因为如此，虽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从大视野对大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却在中国大学是什么，大学为什么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仍莫衷一是。第三，从研究视角选择来看——以外在视角为主，以理念和功能研究为主，注意从学校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研究问题，但对学校本身的教育意义缺乏“人文关怀”。本文中例举的既有研究成果，大多是由历史学者和文化学者以及比较教育学者完成的，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以大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为要，并涉及到大学的教育本质，但基本上都不是从大学作为一种特殊教育机构的教育本质出发，虽然有的研究也试图从教育的角度入手，想突出“学术”和“教育”，但仅仅是将其作为一种背景而凸显其它主题。部分从教育入手的研究则视野欠开阔，方法单一，往往是就教育论教育，且多是一种操作层面的对策构想，理论学术价值相对不足。已有的较有份量的有关中国大学的研究中，“社会与学校”的研究框架是一个被运用较多的分析框架，即大都把大学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通过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和关联中来探究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本人的学科背景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者都是非教育学科出身，他们对大学的视读就只能从外围着眼。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是由现代大学本身的国家建设屑性所决定的。现实中的大学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机构，作为附属于社会的一个体系，任何一种类型的大学必然反映着那个社会的主要特征。特别在我国，历来国家和政府都对大学保持比较紧密的直接联系机制，意识形态色彩浓厚，这就客观决定了“社会与学校”研究框架的生命力和实际价值。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以这一研究框架为背景的中国大学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一方面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