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型与创造型：中国古文论研究的两种类型我的阐释是以对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对古文论研究的反思的检视为基础的，因此首先有必要对此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对于近百年古文论研究的历史分期以及取得的成果这些事实性判断的理解学界基本上不存在问题，而对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价值、方法的理解则有较大分歧。就研究的目的说，基本上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可以称为“求真”的方向，如罗宗强先生的看法：“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古文论研究，求识历史之真，以祈更好地了解传统，更正确地吸收传统的精华。通过对于古文论的研究，增加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传统文化的素养；而不汲汲于‘用’。”①不过，对于多数学者来说，对古代文论研究的根本旨趣另有认同，这就是在“还原的基础上生发”，也可以称为“求用”的方向：“‘古为今用’是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原则。”②“我们研究古代文论既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也不是给它一个科学的评价就万事大吉，一了百了，最终目的还是‘择取中国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鲁迅语)。”③“以适应建设当代中国有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的需要”。④但是，一旦真正进入古文论的研究域，却是另一番模样了：“除了一些简单的以古证今，古代文论是否因为独特的理论形态而成为当代文论的重要参照?除了引证一些众所周知的文学常识，古代文论是否还能提出一批独特的范畴作为当代文论的支柱?”还有“看待古代文论的时候，保护历史遗迹的想法还远远超过汲取理论养料的需要。迄今为止，古代文论所表现出的理论价值还不足以强烈地打动当代文坛，从而使之成为当代文论所必须扎根的一方土壤。”⑤南帆先生在1984年和1990年所描述的上述状况到今日仍没有多少改变。这里反映出学界对古文论价值判定的不同倾向，一旦古文论仅仅作为古典文化遗产而存在，已经失去对于当代文艺实践的阐释能力，一是认为古文论的生命力远未终结，关键在于我们怎样进行研---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究，九十年代以来占主导倾向的是后者。关于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走向，学者们也投入了相当多的思考。蒋凡先生在90年代初即提出古文论研究应具备现代意识，具体包括“历史意识、现实意识、世界意识、未来意识的内容。”⑥张海明认为应从史的研究、范畴的研究、文学的研究、封闭的研究走向论的研究、体系研究、文化的研究、开放的研究”。⑦陈伯海先生认为，就“论”而言，有三大步可走：“一是对古文论本身进行理论上的综合，努力把握其基本精神和内在体系；二是充分发掘古文论传统中有生命力的成分，促进古文论的现代转换；三是在此基础上会通其他方面的理论，尝试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型的中国现代文论。”⑧蒲震元先生倡导对传统进行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现代诠释。⑨杨增宪针对“文论失语症”提出古文论“复语”的指导方针。⑩陈洪先生将“承认多元，自我发展，以扎实的挖掘清理为基础，以广泛的借鉴吸收促进发展”作为传统文论在当代的策略选择。11陈昌恒先生则提出新世纪古文论研究的三点设想：“以文学批评还给---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文学批评，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12仔细分析一下，上述设想可以分解为三方面：第一，基础层面的研究是梳理清楚古文论的本来面貌，是对古文论“过去怎样”进行的研究；第二，诠释层面的研究是依照现代视野对古文论所做的阐释，是对古文论“现在怎样”进行的研究；第三，创造层面的研究，就是建构一套具有充分阐释力针对古今中西的文学现象)的文论系统，最终“融汇中西，自铸伟辞”，这是对古文论“未来怎样”进行的研究。九十年代后期学界的一个热点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有学者认为，这一命题虽然只是在1995年以后被正式提出，但其实践却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王国维、梁启超、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等人已经自觉地以现代学术研究的眼光来观照传统文学批评的历史，完成了研究观念和方法上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50年代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