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形象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戴书婷◆摘要：本文以《我，堂吉诃德》音乐剧中文版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堂吉诃德这个知名文学形象的戏剧改编在我国的接受情况，借此探知读者与观众接受的深层意义，同时为研究文学改编戏剧作品的可发展性提供参考。◆关键词：《堂吉诃德》;音乐剧;接受研究一、《堂吉诃德》与其衍生作品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在世界文坛具有极高的地位，被誉为“现代小说之父”，其创新的写作手法在后世各国作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堂吉诃德》（ElingeniosohidalgodonQuijotedelaMancha，1605&1615）作为西班牙文学史的一颗明珠，也在世界范围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在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林纾初次将《堂吉诃德》经由英文版译为汉语（《魔侠传》1933），使这部作品得以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鲁迅兄弟均曾对它有极高的评价;同时，其他国家作者的衍生作品也在中国广受关注，如屠格涅夫发表的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卢那察尔斯基的戏剧《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等。此后，经由一众学者的钻研，由西班牙语原文直译为汉语的《堂吉诃德》得以面世，在近几十年间，优秀的译本如雨后春笋，极大地丰富了读者的选择，也---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促使堂吉诃德的形象深入人心。同时，学术界针对作品的批评研究、比较研究也有了长足发展。堂吉诃德这个经典人物身上同时并存着“荒诞/喜剧色彩—理想化/悲剧色彩”的双面特质，一直不断为各国创作者提供灵感源泉，并伴随时代发展和艺术形式的多样化，由文学范围扩大至其他领域，如古典音乐、流行音乐、芭蕾舞剧、舞台剧、音乐剧以至不胜枚举的电影电视作品。其中，《我，堂吉诃德》（ManoflaMancha，1965）就是深受观众喜爱的佼佼者，曾斩获百老汇托尼奖（1966）包括最佳音乐剧奖等多个奖项。音乐剧作为一种多元的舞台形式，结合了戏剧、舞蹈、音乐、舞台视觉艺术等元素，如今正在中国市场蓬勃发展。上述作品于2015年底在上海进行了中文版的第一次公演，之后进行了数次复排及巡演，票房口碑俱佳。这使笔者不禁思考，经过“小说——英文剧本——中文剧本”的多重转折，堂吉诃德形象是否仍与原著的人物具有同样内核？音乐剧中的堂吉诃德因何特质而受到中国观众的喜爱？堂吉诃德这个经典形象在中国的接受将走向何方？本文将尝试解决这几个问题。二、《我，堂吉诃德》音乐剧中文版获得成功的要素（一）成功的原剧剧本《我，堂吉诃德》音乐剧将背景设定在十六世纪末的西班牙，讲述剧作家塞万提斯与其随从在宗教审判所的监牢里与其他囚犯一同演绎自己所创作的剧本中“疯骑士”堂吉诃德的冒险奇遇的故事。剧本采用了巧妙的“戏中戏”设计，不断打破和重建舞台空间的“第四面墙”，剧场观众首先是“作者塞万提斯”的观众，之后是其笔下剧中的拉曼却乡绅“阿隆索·吉哈纳”的观众，并伴随着阿隆索·吉哈纳进入他的幻想世界，最终成为“堂吉诃德”的观众。叙事手法上，剧本延续了原作夹叙夹议的风格，在“堂吉诃德”的演出过程中，“塞万提斯”拥有随时暂停并脱离角色发言的自由。上述手法使观众在现实与想象世界中来回穿梭，将原著中沉迷骑士小说，干瘦、滑稽的乡绅阿隆索与冒犯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教廷，即将遭受宗教审判的剧作家塞万提斯的角色进行结合，使观众以戏剧创作而非现实世界的标准去衡量堂吉诃德作为游侠骑士夸张、不合理的言行举止，从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角行为的荒诞性，侧重凸显其理想主义的那一面。人物方面，主要角色均具有二重身份，如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塞万提斯随从/桑丘，阿尔东莎/杜尔西内娅，司令（囚犯首领）/旅店老板等，观众需要在演出过程中的当下辨别人物身份，并伴随戏剧冲突，同时跟进两条故事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发展。情节方面，受演出时长、舞台空间与布景局限性的影响，音乐剧仅取用了原著中较为知名的几个段落，如借宿旅店、战风车、金头盔、镜子骑士等，并对故事线顺序进行了细节的调整改编，并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