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院线纪录片的创作取向研究朱鸿鹄【摘要】纪录片从电视过渡到银幕，跨越了两种类型的传播媒介。能够进入院线是迈进商业市场的一大突破，原则上来说不是所有的纪录片都能进入院线。在电影院上映的纪录片不仅要控制播放时间、浓缩播放内容，还要注重在画面上带给观众区别于电视的特殊欣赏效果。本文将对院线纪录片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明确纪录片进院线的创作取向和基本特征。【關键词】放映标准;叙事多元;电影视听：J974文献标志码：A：1007-0125（2020）33-0133-02电影的制作是一个严格的工业流程，需要一定的技术要求才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相比之下，电视的制作技术与电影相差不止一个等级。一、院线播放标准早期的电影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均是用胶片进行拍摄，区别就是电影使用35毫米的胶片，电视使用16毫米的胶片。电视节目传播速度快，可以实时转播重大事件和节日晚会等，也可以将事件题材做成纪录片形式快速播放，其制作过程就会显得简单。相比而言，电影纪录片的放映平台包括电影院，所以制作技术要遵循院线放映标准，其制作周期和发行放映经历时间长，过程复杂繁琐。近几年国内票房呈“井喷式”增长，市场竞争激烈，为了保障院线市场能够接纳更多的受众群体，越来越多的影院开始通过升级音响视频技术来吸引观众。比如早期的影院播放技术拍出的图像接近4：3，后来为了适应人们视觉对图像的偏好，开始将影片的上下部分遮住，图像比例调整为1.85：1。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电影画面朝着更宽的标准发展，大多采用2.40：1的画幅比例，与此同时电视也在屏幕规格上朝着16：9的比例转变[1]。虽然电视机类型丰富多样，高清晰度几乎覆盖市场，但电影在制作用于家庭影院播放时也只能尽可能地保持画面基本完整，规格上与电影院的银幕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纪录片进院线应遵循电影宽银幕的放映标准来创作，画面规格符合2.40：1的画幅同时，在视频尺寸分辨率上采用1080P的规格，也就是1920×1080（宽×高）。---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我们去影院就会发现宽银幕的欣赏效果，坐在最佳观影席位上，视线会被宽银幕充满，欣赏影片会有绝妙的代入感。一部仅仅以符合电视播出标准来制作的纪录片，中国观众是不可能愿意花钱去影院欣赏的。这就要求院线纪录片在前期拍摄时就按影院放映的标准和精细程度来制作。就像一位摄影前辈在讲解关于机位摆放问题时所说，电视剧的处理方式是“我们换个广角拍个全景，不必这么麻烦了。”电影则是“等我们把那个机位先架上去，然后再进行场面调度。”这种拍摄态度和行为转化成画面是可以被观众感受到的。二、题材多元化2015-2017年，在中国电影市场强有力的引导下，院线纪录片在蓬勃有序发展的同时，题材上也在寻求不断变化，从过去单一选择趋向到如今面向多元大众化的需求[2]。2015年以前，纪录片多以宣教题材和文化引导题材为主。比如2010年的院线纪录片《海上传奇》（票房60万）和《外滩轶事》（票房50万），挽回创作成本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2012年上映的院线纪录片《祖国至上》和《中国三峡》分别获得205万和185万的票房收入，成绩仍不理想，未来出路令人担忧。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在多元文化融合背景下，电影也承担起塑造国家形象的责任。但是随着电影商业市场定位逐步清晰，院线充当着纪录片严格的审查官，控制着纪录片进院线的标准。纵观近几年院线纪录片在题材的挖掘方面，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上映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同样以“故宫”为选材背景，却有着不同的题材视角。众所周知，几部展现故宫风采的纪录片如《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和《故宫》相继取得成功，已然使故宫成为大众眼中的固定消费形象。而《我在故宫修文物》却将题材视角聚焦在一群在故宫深墙中默默无闻的文物修复师身上，描绘他们上班时聚精会神的工作、闲暇时情趣盎然的生活。以“工匠精神”为主题，将文物和修复师紧密连接在一起，表达一种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思考。能够将固有的文化题材另辟蹊径，以平民视角去传达主旨和意义，正是它收获良好口碑的秘诀。这类以平民视角去关注生活的题材很符合大众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