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什么会选择西方话语(1)文学研究的“失语”问题，已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对于任何研究来说，失语自然是痛苦的事情。但是，无论我们在情感方面有多大的痛苦，无论我们对文学研究的失语是多么焦虑，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是以西方话语为基本工具并还将继续操持这套话语进行研究。问题不在于承认西方话语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存在与否，而在于深入讨论分析选择西方话语作为研究现代文学基本工具的必然性前提和合法性基础，即现代文学研究为什么会选择西方话语。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必要对研究话语系统本身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加以理解，这是我们讨论现代文学研究为什么选择西方话语的首要前提。按我的认识，一种特殊的研究话语系统实质上就是由一套系统的概念形成的特殊的解读系统，它具有确定的概念内涵、鲜明的价值指向以及独特的研究方法路径和思维程序。如文学研究，中国传统的研究话语是由文与道、情与理、情与景、言与意、风与骨、意与象、理与气、意境或境界、言与志、比与兴等核心概念以及诸如风流、飘逸、豪放、婉约、清新、俊朗、高标等风格性概念构成的一套体系，价值指向在整体上不能越过“止乎礼义”的规定，在审美方面则须符合“礼之用，和为贵”的中和之美，其方法主要是基于经验的点评，思维的方式是直觉与感悟。相对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话语系统，西方近现代文学研究话语系统显然具有很大的差异。文学与社会、浪漫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表现与再现、主体与客体、思潮与流派、生活与艺术、思想与情感、审美与批评、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道德、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心理等概念范畴;再有各种主义和艺术形式方面的种种概念及范畴，还有象阶级、民族、民主、独立、自由、认识、理性、感性、本质、规律等常运用于研究之中的名词术语，而且具有不断新出的方法、概念，比如当下流行的文本、话语、结构与解构、神话与寓言、反讽等等。从整体上看，现代西方话语其价值指向主要是现代性，思维的基础是理性，具体方法主要是逻辑的分析与解读。从一般意义讲，研究对象与研究话语之间应具有话语形态、话语方式、话语价值内涵的共生相似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选择西方话语而没有选择自己传统的研究话语，正是研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这一内在规律决定的，决非盲目和偶然，也就是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应当以西方研究话语作为主要的路径，因为这二者之间具有共生适应性。具体的分析如下。首先，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西方语境。从一般的意义讲，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主要是在西方---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思想、文化、文学的影响下发生的，这似乎已成学术共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极其严峻的选择，列强的进入，使天朝上国的理想归于破灭，一批有识之士便睁开眼睛去认识西方列强之所以富强的原因，并以此反省自身落后挨打的所以然。在比较的基础上，作出了要向西方学习的选择。无论是初期的“师夷长技”的呼吁，还是社会制度的君主立宪或议会民主的争论，以及企图从国民精神、思想领域进行改良的呐喊，其参照系无疑都是西方当时的发达国家或民族，所选择的是西方启蒙现代性的基本内容，整个中国社会都处于西方文化的冲击震荡之中，文学的变革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正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拉开序幕的。晚清以来，黄遵宪、梁启超等，在改良维新的社会思想文化氛围中，以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变革图强为目的，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革命。在他们看来，文学在唤醒国民自觉革命之意识，改良国民之性格，振刷民族之精神，推动国家民主走向富国强盛之路，有着巨大的舆论导向之作用。这些思想，无疑主要是在西方思想影响下的结晶。黄遵宪认为，“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与丘菽园书》）。梁启超也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