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分析2.改革对象模糊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政府是管理者，承担着管理高等教育的职责。在政府与高校的关系中，政府是“管理者”，高校是被管的“办学者”；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各种“弊端”，主要原因也在于政府管理职能及其行为的不当。因此，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理所当然要以各级政府及其管理职能和管理行为为改革对象。在1985年《决定》、1992年《意见》和1993年《纲要》等项中，这一点已得到明确表达。但是，从各项政策文本来看，关于改革对象的表述，始终有两点比较模糊。一是关于“政府”，大都停留在抽象的表述上，如“政府”、“政府有关部门”、“政府管理部门”、“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等等，而没有具体指明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有怎样的组织架构，其权力如何授予、如何行使。因此，迄今为止的各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也就不可能触及到政府主管部门这个“体”。二是关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职能与行为，各项政策文本基本停留在“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的表述上，没有对“宏观管理”作出明确的界定，更没有对管理事项作出严格的限定，这实际上就为政府管理职能和行为留下了可以任意扩张的宽广空间。与此同时，谈到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时，各项政策文本都是在笼统提到“转变政府职能”之后，迅速转入高校应有的“自主权”上。由于文本没有明确规范政府的管理职能和行为，绕开了这个前提性的“障碍”，因此，关于“自主权”的表述，实际就空洞无力，更不要说文本还给这些“自主权”加上了“根据”、“按照”等制约了。其实，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和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是因果性关系。只有真正规范了政府的管理职能和行为，使政府真正管其所应管，坚决不干涉其不应管，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才会水到渠成。相反，如果没有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那么，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文本规定无论如何详尽，这些权利---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大多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即便真的被“放”下来了，也脆弱得很，因为政府凭借着它无所不能的职权，随时可以收回或变相收回。3.改革主体缺位与改革对象模糊紧密相连的，是改革主体的缺位。如果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首先要以政府主管部门及其职能为改革对象，那么，由谁作为主体来发动与实施这项改革，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关于改革主体这一点，所有政策文本中几乎均告阙如。提到“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时，所有文本的相关表述，均缺少主语，因而导致改革主体的缺失、缺位。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性质看，它是对权力部门及其权力运作方式的改革，因而是体制内的改革。对于这样的改革，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有更高位的权力部门作为改革的主体，来推动和实施改革。解决高等教育“条块分割”、建立“两级管理、以省为主”体制的改革，之所以言称“重大突破和创新”，除了顺应社会转型的大环境外，主要还是因为有更高位的权力在推动，否则断难这样顺利。遗憾的是，关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这项以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及其职能为对象的改革，在各类相关政策的文本中，几乎都没有明确改革的主体，全然不知应该由谁来发动和实施这项改革，全然不知应该由谁来负改革的责任。由于没有明确改革的主体，特别是没有更高权力部门来承担改革的主体，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实际上就可以被理解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自我改革，也就是“自己改自己”。在既有体制框架下，教育主管部门根本就缺少自我改革的动力，也没有自我改革的理由。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目标的严重偏移，可以认为，正是主管部门“自我改革”的一个变异产品，是权力部门“自我改革”根本无法实现的有力旁证。4.改革路径不明任何政策要取得成效，都要有具体的路径来实施，因此，政策的实施路径理应也是政策内容之一，尤其是对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这样的重大政策来说，更是如此。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路径，包括了改革的起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