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现代性到城市现代性——中国新文学初期的上海叙述【内容提要】从晚清到五四，多元现代性逐渐定于一尊。五四文学大多从启蒙现代性出发，将城市视为与新文化对立的旧文化环境，与乡村无异。20年代末期，现代性又呈多元状态。左翼与海派从城市现代性出发，前者表现上海城市的殖民性与无产阶级政治，后者进行对于上海日常消费角度的西方性想象。【关键词】启蒙现代性/城市现代性/海派/上海一从晚清到五四，是一个多元现代性逐渐定于一尊的过程。由于五四进化主义学说与观念的建立，进化论分别以宇宙观与工具论的方式进入文学视野，并逐步转向工具论的实用理性，初步诞生世界主义中心/边缘基本模式，并出现多元现代性向启蒙现代性的过渡。在地域上，则由口岸城市转向北京新文化中心[1]，文学中的城市现代性有所减弱。在五四新文学主导的启蒙表意系统中，新文学的基本形态属于知识者文学范畴。从题材来说，大致分为农民题材与知识分子题材。知识者思想状态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对立构成此期文学的大致框架，也就是说，启蒙的先驱知识分子与旧中国麻木庸众的冲突构成了文学主脉。晚清以城市现代性为“进步”的表意体系遭到压制，而被置换为以知识分子启蒙现代性为“进步”的表意系统，城市与乡村间的形态区别大都被漠视，城市之间的形态区别则更是见不到了。比如，在鲁迅仅有的数篇城市题材中，城市与乡村在文化形态上并无太多区别。《头发的故事》指出，虽然民国已经建立，但北京市民并没有国民自觉，依旧不过是奴隶而已，与农民无异。作品中的N先生激愤地认为：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深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尔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在这儿，鲁迅虽然以北京城市见闻为背景，但这个背景并不表现出特定的城市形态，却与保守、闭塞的乡村无异。另外，《示众》中北京人看杀头的场面与《伤逝》中的会馆胡同与机关，也与乡村并无二致，反而与小说中的乡村世界同构。对于上海，虽然作家们以资本文化去看待，但也仍然与新文化启蒙思想构成对立。如陈独秀所说：“什么觉悟，爱国，利群，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的利器。”[2](P589)或许这可以算做是五四时期的城市想象，城市被赋予了乡村反启蒙的意义。五四时期文学中，对感受现代文明的表述，从晚清民初时代的上海转向域外。特别是创造社的大部分人，大都在青少年时代负笈东渡，他们比先辈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彼邦现代文明的强烈刺激。在他们笔下，对日本城市文明的羡慕代替了晚清文人对上海的热情。比如郭沫若《笔立山头展望》、《日出》中轮船、烟筒、---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摩托车的城市文明，显然不是故国能够给予他的。郑伯奇曾指出，早期创造社具有“移民文学倾向”，意思便是说在文明与愚昧对立的大框架中，创造社所采用的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比较角度，而非通常意义上的上海与内地之间的对比。对于上海，他们也普遍采用了一种否定性的认知。郭沫若曾在诗中说：“游闲的尸/淫嚣的肉/长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乱闯/乱走。”郭沫若遂感到“我从梦中惊醒了，disillusion的悲哀哟”！于是，在创造社作家早期作品中，几乎都出现一个相似的情节模式，即无法忍受在东洋所受屈辱而不忘故土，回国后又无法忍受中国城市特别是上海之肮脏而返回日本，以致知识者漂流于日本城市与上海之间成为主要的情节构架。在郭沫若《月蚀》、《阳春别》、《漂流三部曲》中，作者把爱牟在上海的生活归之于“失败的一页”，因为“上海的烦嚣不利于他的著述生涯”。上海，或者“看不见一株青草，听不见一句鸟声，生下地来便和自然绝了缘，把天真的性灵斫丧”(《圣者》)；或者如同坟场，像爱牟感到的“他让滚滚的电车把他拖过繁华的洋场，他好像埋没在坟墓一样”(《漂流三部曲》)。最明显的当属陶晶孙。他十岁随父赴日，在日本完成了小学、中学、大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