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策略——著名学者座谈会纪实已入隆冬，南国羊城依然绿树红花。１９９４年１１月下旬，《青年思想家》邀请了参加中国近代文学第七届年会的一批著名学者举行座谈会，主题是畅谈近代文学研究的新策略。谈到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学者们除了为取得的研究成果欣喜之外，也不无忧虑。大家觉得，近代文学的研究与中国近代其他学科的研究相比仍显得相当薄弱。南京大学教授王立兴先生严肃指出，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学科地位的偏低。直到现在国家教委制定的大学中文系教学计划中，近代文学仍然没有成为独立的必修课，没有独立的硕士点、博士点。二是学科队伍太小。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专门从事近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总数不足３００人，有的省甚至是近代文学研究的空白区。而现有的人员也存在着老化问题，有后继无人之虞。王立兴教授呼吁各界关注近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一直被忽视，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认为，这个时期没有产生世界性的伟大作家和作品，没有产生一种独立成熟的文学样式，一切都不成熟。中国社科院近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王飚研究员对此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近代文学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的“不成熟”，在于它隐含着全部新文学的“胚胎”。在它之前，是绵延数千年、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同时又几乎定型化的古典文学。而在它之后，却是面貌全新、充满青春活力、至今还在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文学。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次最伟大的变革，是文学体系的转型。文学体系包括文学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基础、文学观念和审美规范、创作主体和接受对象、作品社会内容和文化内涵、艺术思维和表达方式、文学语言和文学的存在与传播方式，以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在内的文学结构系统。王飚先生指出，如果不能说明中国古典文学是怎样转变成新文学的，不能揭示“新胚胎”的发生和发展，那么一部完整的中华文学史将永远断裂成互不衔接的两部。这就是中国近代文学——文学体系转型期文学研究的价值和任务，以及这门学科独立存在的意义。近代文学的研究应该如何深入？山东大学教授郭延礼先生认为：必须先拓宽研究的领域。他在充分占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指出目前研究的“倾斜”状况（即向主潮和大家的倾斜），这种倾斜造成了研究面的相对缩小。如近代诗研究侧重于龚自珍、魏源、张维屏、“诗界革命派”、“南社”和秋瑾等革命派诗人，近代散文研究侧重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体散文，近代小说研究侧重于四大谴责小说。而对于近代文学史上所谓“旧派文学”，如诗中的“宋诗派”、“同光体”，散文中的“桐城派”，小说中的“鸳鸯蝴蝶派”等，则研究不够。即以“南社”而论，研究面就相当狭窄。“南社”有作家数百，重要的、有成就的亦不少于百人，而现在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宁调元、马君武、黄节、徐自华、于右任等十余人的范围，这就影响了对“南社”诗歌的总体认识。科学地讲，要全面地审视近代文学，必须对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社团、流派、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深入---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研究，否则有些结论就很难站得住脚。比如过去对于“桐城派”、“同光体”的评价就有以偏盖全、一笔抹煞的倾向。以“同光体”领袖陈三立而论，他的诗作也并非全是脱离现实的消极颓唐之作，过去有人以他的诗句“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作为陈三立远离现实、欲作隐者的根据，其实这两句诗恰恰是戊戌政变诗人与其父同被革职后，面对激荡的时代风云和祖国危亡日深的现实所写下的愤激之词。《散原精舍诗集》中许多关心现实、抒写诗人家国之痛、民生之哀的诗篇即可为证。但由于对陈三立缺乏全面而认真的研究，不仅对其诗歌评价过低，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同光体”诗派的正确认识。那种把“同光体”视为反现实主义流派的看法显然是不全面、不正确的。近代文学研究中面的狭窄，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如何拓宽作家研究面？华南师大教授钟贤培先生指出：“应该屏弃庸俗社会学的偏见，不要以进步和保守作简单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