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视角下的学科建构对“中国语言学”的个案研究三、制度化学术资本的分配：文学主导与语言学困境语言学在积累纯学术资本上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制度化学术资本的分配要与此相应，因为“这两种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一个场域在上述两种资本竞争中的效率更高，这一场域就越有活力”[9]。然而，场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空间，占据优势位置的行动者尽可能让自身的实践方式和行动原则占据本场域的支配地位，强加一种对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在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场域中，规模大、传统强的文学成为制度化学术资本分配中的主导力量，语言学则居于劣势。规模即为明证。在教育部2012年组织的学科排名中，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分别位居前三。[10]根据这三所学术组织的官方网站统计，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中，语言学共27位教师，而文学的教师超过45人。[11]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语言学方向的教师有29人，文学研究者超过43人。[12]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所拥有的语言学和文学教师分别为24人与45人。[13]在设有全国唯一一所独立语言学系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与语言学方向相关的教师为18人，文学方向的教师则超过40人。[14]学科规模只是表现之一，在科研评价、学科再生产等方面，语言学也受到制度化学术资本分配现状的限制与约束。1.以人文范式为主导的科研评价科研评价是学科场域内进行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分配的重要机制。在本文探究的这所“985工程”高校的中文系里，科研评价的标准主要参照文学知识生产的特征，学者考核只统计第一作者的成果。文学研究以个体为主，基于此特点而制定的考核标准同语言学存有严重冲突。语言学研究多依赖团队协作和跨学科交流，因而科研发表常有数位作者。然而，在管理系统的认知中，语言学一直被误认为文学的一部分。考评的统计口径只限于第一作者，极大地背离---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了语言学知识生产的特点，这引起了语言学学者的相当不满。一位受访者明确意识到“评价只算一个作者，这是长期以来受文学评价制约的结果”，“文学论文很少有合作的，对吧？但我们语言学大部分都是团队合作做出来的，所以署名可能为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现在我们评价填表，我们第二作者都填不上，这是很可笑的事情……我猜理科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理科不算第二、第三作者的话，肯定早就哗然了。”(LGU2)一位语言学内颇有声望的学科精英也谈道：“我们的考评系统……和奖金什么都有关系，只有第一作者能登，这样可能我一年都白干了……我们和自然科学一样，导师是通讯作者，这是国际惯例，可是按照这个系统，我的成果就不能登了……每次(其他)导师一看，你们实验室拿钱做什么东西，你全是最后。”(LGU4)在方言学、古代汉语等语言学分支中，知识创造依然可以依靠个体进行，既然科研考核不鼓励合作，在有限的知识策略下，学者的研究转向个体可控制和承担的范围。“做不了大的宏观的东西，但就一些小专题、小课题什么的，一个人可以很好地做。但比如做大型的地图集，我们做不了，因为必须合作，所以会有局限的地方。”(LGU1)另一位学者坦言：“评价体系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你这样制约的话，你说怎么合作啊，你都不好意思和人家谈……既然体系不鼓励，那我们就做点儿别的。”(LGU2)那些偏向自然科学的分支恰恰是目前语言学最具增长空间的前沿领域，对团队合作有着刚性需求，知识创造同评价标准间的矛盾大大增强了。语言学学者的变通策略只能是“不计较(LGU3)”、“被迫牺牲(LGU5)”。一位学者指出：“在制度的不鼓励下，实际上我们自己有兴趣，该跨(学科)的还得跨，那没办法，不算就不算吧……但长期的，你就给大家一个不公平的对待。你不能都靠大家奉献……你不能把人都定位在高尚上面。”(LGU2)2.生源竞争与语言学的学科再生产伯格和卢克曼指出：“要想积累专门角色的知识，社会必须按照能使特定的个体关注其专业领域的方式组织起来。”[15]这一专注于知识积累的过程，需要生源、教职以及课程体系等一系列资本作保障，然而如同科研评价，语言学尤其是深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