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布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中国出兵朝鲜与中苏结成同盟有什么直接和内在的联系?面对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危急局势，作为同盟国的中国和苏联所采取的对策有什么不同?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是什么?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对中苏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历史研究者十分感兴趣的。然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以及作为盟国的苏联在中国出兵的问题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90年代以前，由于中苏双方都很少公布有关的档案和原始材料，历史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大多是从结果推论原因，从中国和苏联当时公开宣布和执行的政策来追寻他们制定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或者根据官方的出版物来判断历史发展的进程。进入90年代之际，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中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彭德怀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毛泽东军事文集》和其他一些文献，其中公布了大量有关中国出兵朝鲜问题的电报、信件、指示、报告等。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回忆录、传记和访谈录。随着这些重要文献资料的发表，国内外陆续出现了一批利用中国新材料研究中国介入朝鲜战争问题的研究成果。90年代初，俄国也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其中包括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前北朝鲜高级领导人(如俞成哲、姜相浩、李相朝、林隐、郑相晋等人)，以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的前苏联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如什特科夫、贾丕才、洛博夫、波尔特尼科夫、索济诺夫等人)。与此同时，俄国档案开始大量解密，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结束50周年前夕，俄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关于1949～1953年朝鲜战争问题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斯大林与金日成、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苏联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与他们在北京和平壤的代表之间的往来函电。这些总计1000多页的新的原始档案材料分别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及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军事档案馆。1994年6月叶利钦总统把215件有关朝鲜朝鲜战争的前苏联档案交给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泳三，不久韩国外交部东欧局的白宙铉等人就根据这些文件编译出韩文的《韩国战争文件摘要》，随后便出现了这个摘要的中文本。此后不久，俄国有关部门又通过不同渠道分别将这些材料卖给了西方研究机构，于是出现了俄国档案的英文本。俄国发表的当事人回忆录和访谈录，特别是俄国档案文件的解密和传播，引起了俄国、韩国、美国以及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不过，综合利用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研究这一问题的论著还不多见，且由于中国和俄国档案的公布尚不全面，有关各方当事人的回忆时有偏颇和疏漏，以至研究者对中国出兵的决策问题常有迷惑、舛误和分歧。例如，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时候下定决心派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作战的?中国领导层内部对出兵朝鲜有哪些分歧?是斯大林逼迫中国出兵还是毛泽东迫使斯大林同意了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决定?中国是否在战争的危急关头对派军队入朝作战犹豫不决?周恩来赴莫斯科谈判---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国出兵还是说服斯大林同意中国出兵?斯大林是否违背了苏联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诺言?斯大林在中国参与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根本方针是什么?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结果是加强了中苏联盟还是削弱了中苏关系?本文拟在对比研究中俄两方面档案材料和有关回忆资料的基础上，重点搞清楚中国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决策过程，特别是中苏领导人考虑这个问题时的不同出发点，以及当时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对中国决策的微妙作用和影响。斯大林把责任推给毛泽东：关于中苏对朝鲜冲突方针和策略的变化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25日中国宣布出兵朝鲜，中国和苏联对朝鲜冲突所采取的方针和策略由于根本的出发点不同而呈现出一个方向相反的变化过程：随着战争局势对北朝鲜从喜到忧的转换，苏联的方针和策略从开始积极参与军事进攻到后来避免过多地卷入冲突，甚至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