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野中的百年中国大学研究摘要：教育研究的专业性是以教育问题的综合性为基础的，离开综合性便不可能有其专业性。落实到具体研究实践中，这一综合性自然就表现为跨学科性。在跨学科视野中从事教育学和教育史研究，就是要在多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中把握教育问题的社会和文化实质。单纯的教育学知识和语言无法使我们确定和论述教育问题。关键词：跨学科视野；中国大学；教育史研究2004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九届学术年会在福建武夷山召开。年会的主题是“中国教育史学科一百年：历史、问题与未来”。在空前热烈的讨论中，多次年会曾涉及的一个问题即教育史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问题再次浮现。多位学者重申和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教育史学科既是教育学科又是历史学科。相对于历史学科，教育史的特色和优势在教育；相对于其他教育学科，教育史的特色和优势又在历史。”有论者甚至把教育史学科的“教育优势”作了如下引申：教育史家着重探究教育内部因素间的关系，历史学家着重探究教育与社会的外部关系。针对教育史学科所面临的挑战（在一些欧美国家，作为传统教育系科重要基础学科的专业化的教育史研究，已从传统的教育系科退出而弱化为历史学科的一个狭小的、取决于史学研究者兴趣的研究领域），我十分理解有关学者为巩固和发展本学科未雨绸缪的良苦用心。但对于上述或隐或显、颇为流行的见解，我仍深以为忧。我担忧的是，我们虽然意识到了教育史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为了捍卫教育史的专业地位，我们有意无意地过分强化了该研究的特殊性和专业性，从而把自己封闭起来，既拒绝与历史学科对话，也拒绝与教育理论对话。事实上，教育史研究应对挑战的最佳策略，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充分拓展它的跨学科视野。一些学科外学者的教育史研究，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启发。陈平原的《中国大学十讲》（以下简称《十讲》）就很有代表性。---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十讲》由10篇论文构成，初版于2002年10月，2003年3月又出了第二版，发行逾万册。一本学术著作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走俏，就连作为高等院校教材的中国教育史著作也难以望其项背，其对于学界（而不只是教育理论界）的影响可想而知。我不敢断言《十讲》是当今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顶尖著作，更不敢说它一定能藏诸名山、传之后世。但是，它在跨学科视野中所产生的敏锐而深刻的问题意识，却不能不令人耳目一新而刮目相看。陈平原之研究百年中国大学，具有十分自觉的跨学科意识，他是在多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中提出和研究问题的。他说：“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含的学术思想及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的确，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适应解决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学术和文化问题的需要而建立的，它首先是一个社会、文化事件而不是单纯的教育事件。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大学的研究，只有在跨学科的视野中、在多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中，才能拥有深刻的历史感和文化感，也才能提出深刻的、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由此看来，陈平原以“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为框架而展开的中国现代大学叙事，是一种教育策略，更是一种文化策略，是基于对中国现代社会、文化问题的深刻领悟而提出的教育问题。“上法三代，旁采泰西”，是强调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继承中，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现代文化和制度。它为中国近代以来很多教育家（如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所提倡，也是中国大学建设应有的发展方向。陈平原说：“‘兼采泰西’与‘上法三代’之间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本世纪（指20世纪）中国大学发展的主线。”以此为线索进行考察，他发现，实际的发展情形是“上法三代”为虚而“旁采泰西”为实，百年中国大学大致可分为德日——美——苏——美四个阶段，“其中尤以美国的影响最为长久，也最为突出”。陈平原分析了这种西化大学模式在中国的几个重要历史特征，诸如“重技艺而轻学理”的倾向；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