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对中国人性最系统最深刻的分析一一评朱一强《中国人性的困境》李孟学ar图为朱一强《中国人性的困境》一书的封面国民性问题一直是一百多年来知识界的关注焦点，从梁启超到柏扬，从英国的罗素到美国牧师斯密斯，但他们大都局限于中国人性劣根性的现象罗列。最新出版的《中国人性的困境》（朱一强著，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则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解剖了中国人性的种种困境,是迄今为止对中国人性最系统最深刻的分析，完全可作为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思想坐---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标。第一，该书开创性地将自然、文化、理想作为三位一体的人性结构框架，并以“整体性与隐缠序”的系统思维方法，深度分析了人性结构的功能特征及其运行规律。这种分析贯穿于逻辑严密的系统结构之中，在现存人性理论中是一种全新的探索方法。其中，对国内知识界的一些重大昏迷性偏见进行了梳理纠正，特别以下两观点尤为重要。其一，自然人性包括低级与高级、物质与精神内容。我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一直将自然人性贬斥为低级不变的动物属性，强调并固化其社会性或阶级属性，固而没有奠定并推导出普适价值的法理基础。其二，精神信仰是理想人性的核心内容。作者据此分析了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异同，即前者为权力寄托，因而总是短命的，而后者为观念寄托，以价值幸福来对冲人类的本能痛苦。第二，该书以独特的“人性结构”理论解构了我国传统人性观念的思想谬误和设计缺陷，深挖了当代中国社会焦虑与迷茫的心理根源。作者认为：我国当代人性的困境起始于儒教传统和革命理想的失效，但根本原因是被传统：国民血液中流淌着残疾型文化基因，依次缺失利己理性、价值理性和宗教理性，从而在社会转型期无所适从、焦虑不安。其一，自然人性残缺。人性本善的设计使我国传统人性缺失利己理性。而利己理性是包括追逐利益的能力、职业操守和处置财富的正确方法的。中国人长期浸淫于“隐恶扬善”的虚假分裂人格之中，一旦开启欲望便彻底失去了心理底线。---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人之初，性本善”的极端化观念，将自利爱己贬斥为动物属性,并将利与义对立，在源头上难以正常培育发展利己理性，使中国人长期丧失了权利意识。由此，人的牛存需求只能被遮蔽，强制利他因此衍牛出一种言不由衷的道德伪装。由于利己利他都带上了假面具，所以中国文化的虚假拐点就源自于此。实际上，自利爱己是人性善的自因和起点，而在不允许自利爱己条件下培育的利他理性（善恶选择）就必然会扭曲变形，超越“真”而创造的善与美倒置了人类的真实心理需求。其二，文化人性残缺。关系伦理的道德机制使我国传统人性缺失价值理性：没有爱的能力，只有私房良心而残缺社会公德。不允许利己的利他是虚假而不真实的。一个连自己的利益都不能主动关怀的人，他绝对不可能心平气和地去爱别人于是，人们只能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权力。儒教只能培育关系伦理，导致人们只能听从宗法权力的调遣而被动施爱。如是，“三纲五常”便用至上而下的君臣父子等家国关系来规划人们的忠孝Z爱，服从权力成为人们忠诚、给予的前提，也成为善恶选择的行为标识。以善恶为核心的价值理性，必然形成围绕血缘纽带和官民关系施行仁爱，谁权力大就忠诚谁就爱谁；对与自己无关的陌生人所呈现的只有冷---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漠、提防甚至于加害之心。其结果只有私德而无公德，即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说真话、讲良心、施仁爱。正因为这一权力化的私房良心遗传至今，所以，一旦组织化的同志消失之后，社会诚信的普遍缺失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而人际关系则越来越缺失安全感。其三，理想人性残缺。天命王权的政治信仰使我国传统人性缺失宗教信仰，一旦组织化的权力崇拜丧失，便不再存在寄托转移。自从上天的权力授予天子之后，本为世间俗人的皇帝便拥有了统治子民的无限权力，老百姓的一切都由天子恩赐和管理。中国文化基因中一直缺少一个与世人相隔的上帝或上天，中国化的佛教最终确定无神结构的原因或许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