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的想象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论金庸小说的社会学意义武侠小说作为文学样式之一，被人称为“成年人的童话”[1]，侠的想象是其渊薮。侠作为中国文化的特产有其历史原型，曾经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角色、社会流品。随着历史的演进，侠成为文学想象与阐释的对象，并经历了旧武侠小说、新武侠小说与现代武侠小说三个阶段。由于各阶段关涉的问题不同，文学之侠的想象与阐释也各异。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及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就通过文学之侠的想象，来回应现代性和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金庸的武侠小说更是通过对侠的现代阐释，使得侠之想象与先前武侠小说具有不同的含义。通过对金庸小说的解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阐释作为现代性载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对侠的研究，可谓意见纷繁，余时英在《侠与中国文化》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说[2]。一般而言，侠最初是处在正统社会体制之外的社会流品、社会角色，是一种社会现象。侠游离于既定的社会规范之外，蔑视正统的价值观念，以身试法，伸张正义。春秋以前，国家与社会力量比较稳定，以宗法血缘为本，人人皆有归属，社会上也没有游离的个人，大致没有侠产生的条件。春秋时期“天子微弱，诸侯力政”[3]，社会动荡，大一统封建政治尚未形成，法网疏漏，故在体制边缘就很容易产生侠这样的社会角色。战国时期，乃王夫之所言“古今一大变革之会”[4]，社会更加动荡，侠作为独立的社会角色获得认可，其重要标志就是“侠”的名称的出现，《韩非子》中多次出现“侠”这一称呼，一般学术惯例也把“侠”的观念的最早出现追溯到韩非子的《五蠹》篇——“侠”进入特定话语范畴而获意义，而特定话语背后总关涉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体现出一定的“认知的意愿”[5]。真正较全面、公正的对侠进行评价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叙之侠与韩非异：“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6]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进一步指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7]司马氏遭李陵之难，身受法困，故“发愤著书”，对侠的形象有所同情和赞美，说明侠的形象一产生就是体制边缘的知识分子想象的产物。余时英用“力折公侯”来说明侠在汉代的大致情况，即侠与政治权威处在对抗性的情境中[8]。至班固，对侠的评价大大降低了，所记叙的侠之形象也失去了先前司马氏所叙的光彩。从《后汉书》起，再无史家为游侠作传，同时，由于法网日密，侠生存的社会条件失去，作为社会现象、社会角色的侠的原型也逐渐消失。不过，社会中人总会遇到困厄之时，总会身陷险境；社会的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也总会存在，法律也不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这种情形恰如司马氏所言“缓急，人之所时有也”[9]。因此，在侠作为社会角色渐渐逝去的过程中，侠的形象成为了人们心目中对正义、公正、合理等的慰藉，成为了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寄托，成为了一种社会理想，从而进入文学想象、文学阐释的空间。特别是文人、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不得志，处于社会边缘，于是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在苦闷与---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彷徨中，或以侠客自许，或以侠客许人，在文学的想象中作着所谓的“千古文人侠客梦”。[10]“侠客梦”其实就是侠的想象与阐释，经过长时间的演变而发展为武侠小说。旧武侠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传统文人身份认同危机的体现。一般而论，中国传统士人的身份认同基于三个层面，即对家族（祖先）的社会认同、对国家（皇帝）的政治认同和对儒教（孔子）文化认同。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传统士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传统民间社会实际上就是家族。传统士人不是独立个体，也没有社会活动的空间，而是家族成员，他们没有从家族中分离出来。传统士人不仅在家族中生长，而且在家族中受教育，在家族中尽孝，延续家族事业是他们的最基本的职责。如果不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