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人权发展二十年中这些论述的嚴后结论当然是资产阶级人权的真实性不如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所以不值得羡慕和追求，却应当揭露和批判。总Z,当时的中国,不管是政府还是学术界,对人权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这种学术界对官方人权观的理论支持是H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中国学术研究的特色，即理论总是实际上落后于社会的现实需要。列宁曾经说：理论是行动的先导，24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理论落示于现实都是悲哀的，因为这意味着社会整体被剥夺了前进的原动力。当然，尽管是从反面介绍人权，但开始介绍，这就是一大进步，可以说，这时对西方人权的介绍，实际上是为后来人权研究和官方人权的进步作了准备T作。1985年到1991年：中国官方开始主张中国应当讲人权的阶段。在外部人权思想对中国学术界和社会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情况下，邓小平在中国领导人中第一次公开同意了人权的提法。他在1985年6月6LI同“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谈话时向台湾学者说：“你们对处理这儿个人有不同的意见，从人权的观点提出问题。这就要问，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木质上是两冋事，观点不同。"25从邓小平对人权的文字表述看，与80年代初中国学者对西方人权的论述没有差别，但是两者的差别是实质性的，即邓小平站在官方的立场上承认了中国有人权问题，而且他还区分了“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这就已经不是前一阶段学者说的“资产阶级的人权”和“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木权利”的区分了。中国学术界当然特别注意到了官方人权表述的这种变化，在学术上进行了论证。如有学者这样来论证中国宪法和宪法学用“公民的权利”而不用“人权”的原因：首先，前者比后者要精确一些，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人是划分为阶级的、生活在具体国家中的;其次，“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在宪法中亦不大用人权一词，……把早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专制主义斗争中提侶的'人权'通过公民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既然如此，中国宪法不用“人权”二字，而用“公民的基本权利”一词就“毫不足奇了”；再次，“公民的基木权利”这一概念更为科学，从内容和实质上看，不仅包括了“人权”这一概念的合理的东西，而且在内容上已大大超出了西方人权口号的要求;最后，中国不反对人权，。26这种论述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把“公民基木权利”摆在了人权要求Z上，或者说，这种论述降低了人权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而，应当注意到，这一论述看似是对邓小平人权讲话的阐发，但实际上却在宪法权利与人权Z间画上了等号;并且，也有承认西方人权进步意义、中国宪法也吸收了这种进步的表述。此后学术界就开始了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讨论，并逐渐深入下去，很快就超出了邓小平论述的范围，开始广泛谈论中国人权方面存在的问题了。对此，1991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中特别指出：“最近几年，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竭力诋毁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由'、'人权'和'三权鼎立'制度，鼓吹走西方议会道路，目的是否定人民民主，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广大人民群众排斥在民主Z外，妄图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木主义制度。”27但是政府对人权问题的这种态度很快就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1991年到1998年：认真对待人权问题的阶段。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至少发表一份中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介绍中国在人权各方面历史发展、现实状况和保护措施的情况，并阐明中国政府在人权和人权保护方面的立场与观点。28人权白皮书的出现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就人权保护问题攻击中国政府所作出的冋应，所以，从内容上来看，大部分篇幅是说明中国人权保护的进步状态以及所取得的成绩。然而，仅从公布白皮书这一政府行为看，其意义也是巨大的，间接地表明中国政府承认了中国在人权方面存在问题。例如，在1991年第一份白皮书《中国人权状况》中共谈了中国人权的10个方面问题，儿乎在每一个人权方面问题的结尾，都要谈到中国人权保护方面的不足，这就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