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形成了这样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文体风格，艺术渊源及及传统文化底蕴及思想意蕴。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文体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较系统地着手这一工作的李国涛。他在《文学评论》87年第4期上发表《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从“小说是回忆”、近似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3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进行透彻、精遂的解析。杨志勇则从叙述方式(包括视角、语言等)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虚实相生以激发读者的主体创造意识三方面来阐释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并指出在这几方面汪曾祺的文艺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形式学派、接受美学)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振。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散中有凝”,追求内在的神韵,认为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消解,这是较一致的看法。许宗华专门对汪曾祺小说“非情节化”作了论述,具体分析其在情节设置、人事描写上的独特表现。张洪德则进一步从“对人物作个体凸现或群体描绘”,“运用‘写意’手法展示人物风貌”,“选取独特细节对人物作传神描绘”3方面分析了汪曾祺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谈到小说散文化,汪曾祺小说中“气氛即人物”,注重氛围感渲染和酿造,得到了评论界一致认同。邓嗣明撰文从氛围气这点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认为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键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接下他从这一转化的两种形态:一、气氛即人物: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二、小说“散文化”: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抒情审美品格作了深层的剖析,很有创见。有的从汪小说的叙事风度入手,认为平淡既是其叙事方式、叙事态度,更是汪对待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态度。有的则提出其文体意识体现于“叙述方式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和激发读者的主体意识”三方面。汪小说语言研究又是汪小说文体特色研究这一热点中的热点。谢锡文,李陀和杜悦分别从3个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观照。谢将汪小说语言的墨光四射归功于汪对语境的解释功能和制约功能的充分理解和巧妙运用。李认为汪在现代汉语写作中进行了种种实验,笔下的语言已到写活的境界,并极富创见地指出汪的语言实验在文化政治层面构成了对毛文体的挑战。杜则从音节、声调、韵律、摹声词等角度揭示汪小说独特的语音美感,并将其置于文学史发展的链条中,认为汪接续了建构语音形象美这一我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杨学民.李勇忠.在《从工具论到本体论——论汪曾祺对现代汉语小说语言观的贡献》一文中认为现代汉语小说的语言基本是沿着"言文一致"的方向发展的。汪曾祺在现代汉语小说语言理论发展史上的意义主要在于,他以本体论小说语言观替代了传统的工具论小说语言观,并提出了以审美为核心,广泛汲取多种语言资源的营养,锻造一种诗化小说语言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罗譞在《论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创作“母语化”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在新时期的“寻根文学”中,汪曾祺的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其语言的运思与运作方式上的“母语化”倾向:言说结构自由灵便,省俭笔墨、限制夸饰,随物赋形,含蓄节制、除尽火气,富于活力、灵性与诗性,表现出一种迥然有别“欧化”色彩的、极具“母语”特色的语言风格。周志强在《作为文人镜像的现代韵白——汪曾祺小说汉语形象分析》一文中分析了汪小说的汉语形象，把其小说语言成为现代韵白。所谓现代韵白，也就是指汪曾祺小说里面以现代白话生成一种类似于古代汉语的余韵无穷的审美效果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里面，现代韵白呈现为一种极其富有魅力的审美形象。简单地说，可以分为视觉形象、音韵形象、语体形象、文化形象等几个方面。汪小说文体研究中另一个较为集中的关注点是视角研究。席建彬的《回归与拯救———论汪曾祺小说的童年视角》指出汪小说以童年视角为叙述策略,力图在童年的回归中拯救沉溺的过去。肖大勇则认为“温馨恬静的水乡”与“和谐宁静的京城巷闾”是汪最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