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储蓄率长期偏高的原因和对策分析内容提要：本文应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反事实实验方法对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我们建立了一个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以模拟中国的储蓄率变动，结果表明，该模型可以比较准确地拟合中国储蓄率变动的长期趋势。然后我们运用反事实实验来分别检验1992-2007年期间人口增长率、资本冋报率、折旧率、政府支出在GDP中的份额、TFP增长率对储蓄率的影响，结果发现TFP增长率的变化是解释中国储蓄率变动趋势的最重要因素。如果中国面临与美国一样高的资本初始存量和相同的TFP增长率，则中国在此期间与美国储蓄率的差异将会大大低于中美储蓄率的实际差异。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中国的TFP增长率将导致中国的高储蓄率继续持续一段时间；其次，如果在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小，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则TFP增长率将出现下降，从而储蓄率也将下降。关键词：储蓄率全要索生产率增长率新古典增长模型一、引言近年來，中国储蓄率长期居高不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而且这一情况己经持续了几十年。以中国、美国储蓄率的对比为例，图1表现了自1992年以來中美国民储蓄率的差异①。0.350.30.250.2Data0.15U.S.savingrate199219941996199820002002200420062008资料：《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U.S.DepartmentofCommerceBureauofEconomicAnalysis）网站许多国内外的文献对此进行了研究，这也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某些独特因素上。这些因素有以下儿类：首先是人口结构因素。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上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导致目前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即“人口红利”）对中国出现高储蓄率有重要作用（Kraay,2000；ModiglianiandCao,2004；蔡昉,2004；李扬、殷剑峰、陈洪波，2007）。而上世纪70・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人口老龄化也是高储蓄率的原因之一（WakabayashiandMackellarJ999；袁志刚、宋铮，2000）。其次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带來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增强，这个理由可以解释中国居民储蓄率的上升。持此观点的学者很多，如BlanchardandGiavazzi（2005）＞ChamonandPrasad（2008）、龙志和和周浩明（2000）＞臧旭恒（2001）、万广华等（2001）、罗楚亮（2004）、施建准和朱海婷（2004）、何立新等（2008）等等。第三是高储蓄率的结构性解释，即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于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增加，Kuijs（2005）、何新华和曹永福（2005）、任若恩和覃筱（2006）、李扬和殷剑峰（2007）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这一结论。此外，中国的许多其他独特性因素也被用来解释髙储蓄率，如儒家文化（黄少安和孙涛,2005）、转型经济下的劳动力转移（李扬和殷剑峰,2005）、金融市场不发达（Harbaugh,2003）、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率（刘金全和郭整风，2002：陈利平，2005）、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失衡（WeiandZhang,2009）等。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可参见张明（2006）、王弟海和龚六堂（2007）、王海燕（2008）所做的文献综述。以上这些关于中国高储蓄率研究的文献，都在一定程度上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但这些研究成果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都是一种实证研究，没冇在一般性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具体测算出何种因素对中国储蓄率变动趋势的影响力最大。第二，这些研究几乎都是用中国在经济转型期的独特性因素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而这样做似有不妥之处。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东亚的许多国家在上世纪60-80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也出现了高储蓄率，但它们似乎并不具备(或至少不完全具备)上述中国的各种独特性因素，这就使我们怀疑，高储蓄率的国家是否具备一些本国特色不足以解释的共性。其次，欧美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也在二战之后某些时间段具备了上述某些中国的独特性因素，比如二战之后的“婴儿潮”以及随后而來的“人口红利”在拉美国家也都出现过，但它们并未如中国一样出现如此Z高的储蓄率。同以上这些研究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我们通过一个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推导出均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