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兼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9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与趋势，其中之一是所谓"现代性"反思，它的核心或许可以概括为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审视。这一点形成了90年代中国思想状况与80年代（尤其80年代初、中期）的最鲜明对比，同时也对受现代化理论支配的中国文学研究提出了不可回避的严峻挑战。思考与回应这个挑战是文学研究工作者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回避的任务。现代化理论与国民性批判众所周知，80年代支配文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主导话语，无疑是50、6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这个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两个最大特点是：1、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部来探讨发展或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它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或社会能否发展（或进入现代社会）的最根本原因，是其内部是否具有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动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率先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滞后，都是其内部因素决定的，与外部（国家之间）的环境没有根本的联系。这就是所谓"社会发展的内因论"（1）；2、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现代化理论继承了杜克海姆关于"机械联系的社会"（传统社会）与"有机联系的社会"（现代社会）的二分法，在传统/现代的二元论基础上总结出了一系列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相对应的特点，而忽视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联系与继承关系（这种二分法的代表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从而合乎逻辑地得出非西方国家必须彻底摧毁自身传统才能进入现代社会的结论。如德里克所说的，在现代化理论看来，"欧美对传统社会的影响力显示为一种进步力量，而阻碍进步的因素则产生自’落后’社会自身的历史惰性。"（2）这种方法论的预设必然推导出现代化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这三个结论对80年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支配性影响。首先，现代化只能在西方文明中产生，非西方国家缺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与文化资源，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因而是普世性的，现代化等于西方化，亦即资本主义化；2、欠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文化是现代性的反面（等于前现代的文化、专制主义文化），因而这些国家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传统；3、反传统必须是全盘的、彻底的、根本性的，因为在那些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或社会，其传统文化必然在整体上是反现代化的。显然，现代化理论无论在认识论还是价值观上都支配了80年代的文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80年代启蒙话语与现代化力量之间的影响-接受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它也是"五四"以来激进反传统的文化启蒙工程的延续。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主流一（1）、这种内因论的源头或许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韦伯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动力时就非常重视其内部的文化观念的作用，同时相应地从文化角度出发认为非西方国家缺乏现代化的动力。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著作。---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2）、德里克《全球化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6期。关于现代化理论还可以参见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直认为：中国"落后"（"落后"说到底是使用"现代化"的标准得出的结论）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以及它所塑造的病态的"国民性"，从而反传统是中国现代化──建立富强民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由之路。这当然是一种"内因论"的发展观。在这个解释模式的支配下，反传统与改造"国民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主题。在中国，"国民"概念是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同时出现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近代的概念。古代中国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因而也不可能有"国民"的概念，只有子民或百姓的概念。对于国民性的反思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出现的一种文化与文学话语，因为正是这种冲击直接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以及对于民族文化的探索热忱。赛珍珠在为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写的"序"中指出："中国近来有一种新的倾向，这是一个重要的运动，就是青年学者对于本国的热心探讨。上一世代，他们的父老中之先进分子，对于本国底现状，已骚然怀觖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