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正义在扩张与平等之间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分析摘要：本文通过考察和研究建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剖析了高等教育的两大主题——增长与公平、政府调控与院校自主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呈现。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的增长与公平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高等教育公平的正义目标更多地取决于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市场体制也不必然带来高校组织的自主权，一个国家管制的垄断市场机制可能不仅会在系统内制造组织间的不平等，而且作为一种强大的外部制度环境，其制度因素的投放甚至会损害高校组织的自主权。关键词：高等教育制度，制度正义，教育公平，院校自治，新制度主义社会学中国具有悠久的教育思想传统，并形成了中国模式的高等学习的机构和制度。但中国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却是一个世纪前制度输入的结果。从制度变迁来看，它走过了一个从开放多元到封闭单一再到开放多元的路径。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模式似乎正在回到原点。解释这一制度变迁背后的机制对于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中国数次宏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社会实验带给我们更重要的也许是对高等教育本质的触及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事实上新中国建立后数次重构高等教育制度的探索，让我们有机会深入地剖析高等教育两大永恒主题——增长与公平、外部调控与院校自主在不同的教育模式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并表现出怎样的共生关系。本文的探讨和分析是一篇抛砖引玉之作，期望引起更多学者和管理者的关注。一、追求社会公平：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实验（1949～1976）---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建国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高等教育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计划体制，这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的需求和供给、生产与分配都是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框架下完成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1）高等教育的供需完全由国家计划进行调配，具体到每个院校每个专业每年招多少学生皆由上级部门下达指标，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完全根据职能部门的需求加以分配；（2）高等教育体系的全部经费完全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对学生来说是免费的）；（3）在组织制度上，所有的高校都政府主办和管理的，高等院校成为上级部门的“下属单位”，丧失了组织的决策权和管理权，这突出表现为全国统一招生和后来事实上被执行的统一课程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这种制度和当时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差别很大。表面上看，差别主要表现在高校自主权上，中国高校更像一个“傀儡”——一个被控制的行动者；而美国高校则是一个主体，是市场体制中的法人。然而，二者根本的区别并不在此，而在于高校组织的宏观制度环境及其背后的社会认知合法性上的差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高校嵌入在由条块分割的职能部门管控的运作机制中，各高校培养的人才规模、类型、规格都是为直接满足其所属部门的整体生产计划需求的，一如其所属部门的生产也是为满足全国总体计划的要求一样。这种高等教育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具有相当的有效性。同时，这一模式还具有政治和社会合法化的属性——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国家精英的选拔和培养体制，实行完全免费、统一选拔、统一培养和统一分配的模式，实现并彰显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程度的形式平等。由于这种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是以个体才能为基础的，因此和其个人或家庭的支付能力甚少关联，加之选贤、选能的传统政治理想和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和文化，更是在文化认知上为这一制度模式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因此，作为一种有效制度所需的两种核心要素——效率和正义，建国初期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同时具备了。事实上，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高等教育确实在教育规模扩张和入学机会均等上均有不俗的表现。然而，仅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始终带着社会批判眼光的毛泽东还是敏锐地发现，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旧社会中的得益阶层（“资产阶级和资产---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女要远大于作为共产党政治基础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即使实施了强有力的政策干预——1951年政府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旨在解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