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单元及其内在规律一种公共产权的分析框架文国璋杨先保---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摘要：学界对乡村治理单元的客观存在并不存疑，但对其边界、功能、发展倾向存在较大分歧，这部分是由于缺少对含义及内在规律的深度解读。公共产权框架能够为乡村治理单元提供更为稳定的分析路径。以公共产权为出发点，围绕着“物”形成公共事务，限定了乡村治理单元的边界与功能，而围绕着“人”形成了利益关联主体，形塑着它的结构与关系。边界与功能、结构与关系共同构成了乡村治理单元的静态结构。随着公共产权的变革，单元势必要与产权制度相匹配，而公共产权的磨合与调试也牵引着结构功能上的渐进优化，这是乡村治理单元的动态逻辑。根据该框架，新时代乡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带来乡村治理单元的根本性变化。关键词：乡村治理;治理单元;公共产权;集体产权制度改革：D601：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21.04.010一、问题的提出2018年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指出，要“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尤其是要“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自治试点工作，可以说是对乡村治理单元的正式探索。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再次提出，将行政村作为“基本治理单元”，明确了其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围绕着村民小组、自然村、行政村及其各自应承载的功能与作用，形成了乡村治理单元的课题，这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切入点。---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对于乡村治理单元的判断与选择，学界早有研究和争论，目前存在三种主流的倾向：一是保持倾向，即坚持以行政村作为乡村治理单元。这是因为作为法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委会是以行政村为单位设置的。尽管在实践中，行政村因过度行政化造成了自治消解等诸多问题，但其法定地位始终牢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忽视目前行政村存在的问题。持保持倾向的学者主张以行政村为中心，吸纳其他乡村组织，通过合作或协商的形式，来改进、优化乡村治理单元的格局。如张润君提出的“合作治理”模式[1]，再如季丽新等提出的“民主协商”模式[2]，这些都可被归为以行政村为中心的“1+N”乡村治理单元模式。二是下移倾向，即主张以自然村为中心形成乡村治理单元。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给出了这种倾向的理论依据，如奥尔森的集体行动论指出，村民的集体行动报酬与集体规模呈反比，这导致搭便车问题，因而限制单元规模是有效治理的前提[3]。如清水盛光的内生秩序论认为，中国村落自治源于自然村，这形成了一种内生秩序，新秩序在村落中难以扎根，为内生秩序留下了余裕空间[4]。再如杨宜音的内群体意识论，指出自然村为“自己人”、“我们感”等内群体意识提供了生长空间，为自然村形成乡村治理单元提供了合理性依据[5]。三是上移倾向，又分为将乡村治理单元上移至乡镇层面，或是在乡镇与行政村之间形成新单元。前者认为，由于家户主义或是乡村社会原子化，产生了村民“有需求、不参与”的治理困境，单元下移加深了这一困境，进而否定了下移倾向，并坚持以乡镇作为乡村治理單元才是未来发展趋势[6]。后者则认为，以行政村为中心的格局会带来碎片化治理，不能满足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治理的需求，因而主张以数个行政村形成村域共同体。如浙江金华的“赤松模式”[7]与广东清远佛冈县的“片区模式”[8]，这些都被归为乡村治理单元的“重组模式”[9]。尽管围绕着乡村治理单元出现了争鸣的格局，但在其背后却鲜有对其含义的体系性解读，更谈不上形成一种理论框架来剖析并探寻其内在规律。这造成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导致自治单元与治理单元两个概念间的模糊状态与交叉使用;二是导致了学者在乡村治理单元选择方案上陷入两难。归根结底，由于缺乏对其含义的体系性解读以及内在规律的分析框架，将直接动摇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出于对含义解读以及内在规律探讨的目的，本文首先将梳理相关研究、辨析相近概念，进而明确乡村治理单元的含义。在此基础上，尝试以公共产权框架来分析乡村治理单元的静态结构和动态逻辑，并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