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教育与社会阶层问题研究基于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探讨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考，教育研究者不能再泛泛谈论大众文化及传媒对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青少年的影响，而需考虑哪部分孩子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价值贫瘠、内容粗俗的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又对他们的社会身份建构造成怎样的影响？目前我国学术界有关大众文化与社会阶层关系的研究大多放置在城市化背景中，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媒体接触及文化消费，其研究对象也涉及农民工子女。例如，张瑞倩和孙杨的调查指出，与城市小学生相比，农民工子女看电视的时间多，阅读课外书籍的时间少；看娱乐性的影视剧多，看知识类、新闻类的影视剧少；看电视及上网时没有价值陪伴与指导的多，有家长控制时间及内容的少。[15]何晶在北京地区的调查表明，在互联网使用中，打工子弟进网络聊天室的时间远远超过城市学生，而通过网络进行信息查询、知识学习和阅读新闻等时间却明显少于城市学生。[16]可以说，文化工业是当代青少年文化，特别是反叛文化的重要成因。尽管这两份研究并不一定具有全国代表性，但却给我们以重要启示，那就是非优势阶层的青少年群体可能更容易成为负面意义上的大众文化“群氓文化”的受害者，这是当今价值观教育面对的一大难题。四、价值观教育与学校场域学校是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学生的日常文化实践，还要探讨它与学校教育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这种互动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布迪厄关于“惯习”、“资本”、“场域”、“位置”等概念的阐述恰好能为这方面问题提供详细的阐释。具体而言，布迪厄理论中的场域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网络中各种位置的占据者为了争夺资本而进行斗争的领域。惯习是社会化的产物，是因个体长期占据场域中的特定位置、享用特定资源而逐步被内化于心的一整套社会性情倾向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个体的行为方式、价值视角与生活风格。[17]根据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将个体的价值态度与价值理念放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脉络时，就要关注到他或她的“惯习”，要追问这种主观心智结构得以生成和变化的社会“场域”，追问个体在场域中占据的社会位置及其拥有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少具有社会学视角的研究者即便在研究个体学习的过程中，也要追问教育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关系，如现代学校教育到底是在化解初始的分配不均，还是在进一步拉大差距？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有两方面问题：一是从物质层面讲，非优势阶层能否获得充足的优质教育资源；二是从文化层面上讲，非优势阶层的惯习是否能得到学校教育的承认，是否能转化为资本。作为现代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价值观教育自然也要对这些问题有所回应。对于心理学者而言，类似于价值澄清这种凸显个体价值思考与选择的方法的确有助于个体的道德认知发展，但从文化社会学的理论角度看，这种对个体的“精雕细琢”可能为价值观教育的公益性带来新的挑战。具体而言，价值澄清的方法强调为学生营建更多的话语空间，使其能够在充分表达观点的过程中梳理、分析和反观自身观点，而后自主地做出价值选择。这种方法要求转变传统的教育理念，对教师各方面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在转变教师观念、提高教师能力等方面，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与不同水平的学校能够吸引同等水平的师资吗？在广大经济欠发达地区，教师们有可能得到充分、及时且有效的培训吗？另一个疑问是：在很多根本无法实行小班教学的学校中，早已分身乏术的教师有可能拿出大把时间去倾听每位学生的思想与情感表达吗？不仅是以个体为中心的价值观教育会面临成本过高的问题，一些带有批判色彩，高喊“走向社会”的价值观教育也可能在现实中趋于“高端小众”。走向社会的教育理念一方面鼓励学生了解真实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希望打破学校教育的封闭性，承认学生校外生活的价值，从而避免非优势阶层子女在学校中遭遇文化屏障。但在践行这一教育理念时，一些城市重点中学拥有足够的经济与社会资源来组织开展各种文体及社会实践活动，如走进文化科技场馆，聆听社会精英讲座，进入职场见习，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