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实摹本的传统一—儒家经典解释在中国现代性追寻中的处境摘要:五十年代后是中国人追求现代性最为急迫而激烈的时期——现代性理念与现代化运动结合得较为紧密,现代性追求与传统理念对峙激烈。对儒家经典传统的解释出现了服从于政治的外在需要的局面。传统成为现实的摹本,被置于现实政治需要的指挥棒下。关键词:儒家经典;政治权威;现代性本文选取五十年代后的中国历史——文化发展,1尤其是批林批孔运动,作为观察儒家经典解释命运的一个时间范围与社会背景。这个时段,正是中国人追求现代性最为急迫、同时也最为激烈的时期——既因为这是一个现代性理念与现代化运动结合得较为紧密的时期,也因为这是一个现代性追求与传统理念对峙显得激烈的时期。从解释学的内外部解释划分来看,这种解释局面,促成了以社会政治的外在需要解释儒家经典传统的解释僵局的定型。儒家思想的历史面目与内在的思想逻辑,反而不为人们重视。而且,与内部解释易于滑向原教旨主义的误区相仿,外部解释则容易走入屈从权力逻辑的泥潭:传统完全成为现实的摹本,被置于现实政治需要的指挥棒之下。这中间,又以冯友兰写作的《论孔丘》[1]为典型。因此,冯氏此书,便成为我们分析的一个相关典型个案。一、作为泄愤对象的经典传统中国经典传统在其自身足以自我维持的情形中,是可以从容获得解释的思想空间与政治支持的。问题是在现代的边沿上,它落到了一个与它的结构与功能具有巨大差异的现代性扩张的“平川”上,而无法继续发挥它的“虎威”:在思想解释的空间上,它急剧缩小。这既是由于它在思想整合上的能力下降,也是由于它对于思想解释者而言的吸引力的减退。同时,它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几乎完全丧失。人们的政治认同几乎与它无关,而且有将一切社会政治生活的紊乱归咎于它的趋向。大致到二、三十年代,在思想家那里,中国经典传统就显示了一种现代命运的定格态势:它成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运动迟滞的不满情绪的泄愤对象,祖宗们需要为当代中国人在现代化面前的无能负责任。于是,处于中国文化语境中、因而不得不面对传统经典说话的人士,或则只有站在理解传统的视角才能够理解现代的人士,对于传统经典缺乏一种同情和敬意。如此来看“五四”,就不难理解那时候出现“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思潮。[2]那个时代的思想健将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对于传统经典,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这似乎预示了真正进入现代进程的中国,其思想诉求与社会政治运作方式设计,与传统处于1这里的中国历史,指的是中国大陆的历史。对于这一段历史中的政治——知识处境,余风政近期出版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三部曲”之一、之二——《改造》、《炼狱》有很好的记载。它可以被看作是本文讨论问题的社会历---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史氛围描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种对峙的关系状态之中。与这一时期思想人物的取向不同,政治人物对于传统反而采取一种亲合的立场。蒋介石出版的《中国之命运》,就将传统思想视为抵御西方“腐朽”思想的武器,将古典政治制度理念视为解除西方“假民主”诱惑的替代品。[3]但是,这并未意味着传统经典命运的改观。因为,蒋介石也只不过是借传统的“力量”来抵御西方的理念,传统在蒋介石那里也是工具化的。而且,这一取向本身,也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冲突。所以,与五十年代之前的政治人物所取的亲合传统、抵御西方的立场相区别,思想人物拒斥传统、欢迎西方的立场与中国所处的“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相吻合。因此,当中国到了可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开始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政治人物的这种立场,就变成与社会——思想趋势完全冲突的一种取向。一方面,思想人物反传统的取向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政治人物也采取一种与传统决裂的姿态来为现代开辟生长空间。思想人物的激进与政治人物的激进合流。经典传统在“新社会”中的处境,就丧失了哪怕是些微改善的可能性。作为本文论述背景的传统经典解释处境,就此可以加以描述了。在新的权势者需要将政治统治与思想统治加以统一的情形下面,对于传统经典思想的清算运动,成为一个必然要开展的政治运动,以便将新的政治理念,作为统一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