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人为主体的工运史研究———读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武云朱明清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从推翻帝制到共和国成立等一系列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可以说,所有这些变革都曾受到工人运动的极大影响。在中国,尽管农民占压倒多数,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较少,但后者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却对近代中国政治性质影响更为重大,因而工运史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遗憾的是,以往我们读到的有关中国工人运动的诸多研究大多是作为党史的内容出现的,其着重点在于诠释共产党或者有时是国民党的政策,而忽视分析工人运动中工人自身复杂的动机与联系。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将上海工人运动的起点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视为同步,以工人自身为主体,以工人运动作为研究的平台,对中国工人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人运动与中国近代政治变迁的关系作了非常全面客观的考察和独到深刻的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裴宜理在该书的结论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不同的工人从事不同的政治。”①这是裴宜理的辩证法,同时也是她全书的基调。她围绕上海工人、上海罢工与中国政治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把我们引入了工运史研究的一片新天地。正如朱政惠先生的评论:“裴宜理教授是有渊博历史知识的中国学家,其出于特有视角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得出的见解常有国人难以自觉处,因而颇有使人警醒之效。”②以往我们一直将工人视为近代中国最进步的一个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具有无可置疑的团结性,而对其中落后、反动的因素缺乏分析。通过考察上海工人的地缘政治,裴宜理指出,根据性别从原籍招募工人从事同类工作的习惯,能够在不同的移民群体中培养强烈的团结精神。尽管籍贯不同势必会加剧工人内部的竞争,然而,由这种狭隘地域关系所发挥的组织能量仍是不可低估的。同时,裴宜理通过对中外工人的比较研究指出,对工人复杂多样的背景、爱好、价值取向以及各种负面因素的研究,正是揭示工人逐步走向团结、进步的前提。应该说,这种见地不是对“先进论”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更为科学真实的解释,同时也恰恰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深刻洞见:“无产者组织成阶级,从而组织成为一个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③不论是在以往的研究中,还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工人罢工的原动力不外乎贫穷、被压榨,却164---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甚少注意到工人的技术程度与工人反抗运动之间的关系。而裴宜理则独辟蹊径,作者通过缜密的考察得出结论:工人罢工的频率与成功率和工人的技术水平有关,技术程度不但决定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也决定了他们罢工成功的概率。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她把上海工人分为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三个层次,通过具体分析技术性工人和非技术性工人的家庭收入问题进而揭示出,由于企业对技术工人的任何经济压迫如削减工资都会给该工人的全家带来威胁,而工人一旦罢工,由于其技术地位很难被取代,所以资本家往往屈服;相反,一个非技术工人被欺压,蔽,施,家庭生计还有其他家庭成员支撑着,即使工人们行动起来进行反抗,由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凋城市劳动力的后备资源十分充足,所以资本家也往往依然有恃无恐地采取诸如解雇等强硬措工人罢工成功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以往的大多数论著认为,工人发动罢工是出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目的,是阶级觉悟的体现。因为“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大方向,这是由中国工人阶级产生的历史环境和特点,以及它的劳动和生活处境所决定的。”④裴宜理也认为民族压迫是工人罢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她的研究并不是仅仅如此而已。她对各种罢工原因加以多角度的比较后发现,工人们发动罢工并不总是为了爱国,在激发工人战斗性的原因上,企业的外资性质并不比企业的繁荣及其工人的构成更重要,工人们也不会因为通货膨胀的影响就立即起来反抗,而同伴被开除或是管理措施的变化更容易刺激他们的反抗情绪。工人们常常以所在的车间、以唤起大家对雇主剥削的认识的方式组织起来。但是,这种认识并不一定包含阶级团结的内容。比如在“...